斯蒂芬·金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没等他们再次发问，我便上了楼，四处查看，希望不要再发现别的东西。我的希望落空了。除了太阳镜和一侧烫有理赔调查员的球棒，还有一块豪伊牌爆笑放屁垫、一个海螺壳、一个嵌在合成树脂方块里的钢币和一个上面坐着爱丽丝的陶瓷蘑菇——红色的带着白斑点。放屁垫是吉米·伊格尔顿的，每年圣诞派对上都会被大家拿来大玩特玩。陶瓷爱丽丝原来是放在莫琳·汉农桌上的——她曾告诉过我，那是她祖母送给她的礼物。莫琳有一头及腰的美丽银发，在商务环境下很少看到那样的发型，但她已经在公司工作了快四十年，也因此觉得自己够资格自由处理发型。我对海螺壳和钢币都有印象，只是记不得是在谁的隔间——或办公室——里了。可能以后会想起来，也可能想不起来。莱特贝尔保险公司有太多隔间和办公室了。
海螺壳、蘑菇和树脂方块整齐地放在起居室里的咖啡桌上。放屁垫——我认为它的位置恰如其分——放在马桶水箱上，挨着最新一期的《斯班克农业保险简报》。我记得告诉过你们，农业保险曾经是我的专业，我知道里面所有的门道。
那么，这件事背后到底有什么门道？
我想，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遇到麻烦，需要找人谈谈时，首先想到的是打电话给家人，对我来说却并非如此。在我两岁、姐姐四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家出走了。我妈却不是个能将家庭甩手不管的人，她坚强地把我们姐弟俩抚养成人，还在家里经营邮购订单交换所的生意。我相信，这个商机是她一手创造出来的。她从中获得了不错的收入，尽管后来她告诉我，刚开始的一年十分艰难。老太太抽烟抽得像烟囱一样凶，四十八岁时便因肺癌去世。如果她能多活个七八年，很可能会成为互联网时代的百万富翁。
姐姐佩吉现在住在克利夫兰，在那里为玫琳凯化妆品、印第安人职棒队工作过，并接受了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义。当然，不一定是按我所说的顺序。如果我打电话告诉老佩吉说在公寓里发现了这些东西，她一定会建议我跪下来向耶稣祈祷。可是，不管这么想正确与否，我真的觉得在这件事上耶稣帮不了我。
我还有人数不多也不少的一群叔叔阿姨和表亲，但他们大多数都住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多年未联系。基利安一家——我妈那边的亲戚——从来就没有大家庭团聚的念头。生日和圣诞节时寄张卡片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完成联系家人的义务，若是情人节或复活节也收到卡片，就绝对是意外惊喜。圣诞节时致电某位表姐或是她打过来，我们都会嘟囔着“不久的将来”找时间团聚的废话，然后同样如释重负地挂断电话。
另一个选择很可能就是邀请某个好友来喝一杯，给他说说具体什么麻烦，再问他有何建议。可我小时候就是个害羞的男孩，长大后是个害羞的男人，在目前的研究工作中也是单打独斗——纯粹是自己喜欢这样——因此也没能把同事发展为朋友。上一份工作倒是交了几个朋友——比如索尼娅和克里夫·法雷尔——可是他们死了，这个选择也就免谈了。
我想，要是没有可以谈心的朋友，退而求其次便是租一个，一点心理诊疗费我还负担得起。也许，在某个心理咨询师的沙发上躺上几次——可能四次就够——应该足够让我解释清楚事情经过并表达自己的感受。四次诊疗要花我多少钱？六百美元？要么八百？那些钱换来心里轻松也值得。可能还会有额外收获。旁观者或许能就我一直苦思不解的问题给出简单而合理的解释。我的思维中，公寓和外界之间那扇上了锁的门似乎已经打败了大多数解释，但那毕竟是我的思维；会不会这才是关键所在？或许也是问题所在？
我都计划好了。第一次诊疗，我会解释事情的经过。第二次，把相关的物品带过去——太阳镜、树脂方块、海螺壳、球棒、陶瓷蘑菇和永远流行的放屁垫，就像在文法学校里那样做个小小的展示和介绍。剩下的两次谈话中，我和租来的朋友可以找出扰乱我生活的罪魁祸首并拨乱反正。
我用了一个下午翻看黄页、拨打电话，最后终于明白了：不管理论多么美妙，心理诊疗事实上并不可行。我得到的最接近真正约诊的信息是一位前台说尧斯医生或许能在明年一月份接见我。她还暗示就算那样，也是需要“意思意思”才能挤进预约表。其他诊所则根本一点希望也不给我。我联系了六个纽瓦克的心理咨询师、四个怀特普来恩斯的，甚至还给一位昆斯的催眠师打了电话，结果还是一样。对于纽约市——更别提保险业——来说，穆罕默德·阿塔和他的敢死队罪大恶极、死不足惜，但那个在电话线上浪费掉的下午却足以说明，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心理咨询业的发展，尽管心理诊疗师们并不希望如此。二〇〇二年的夏天，想在某位心理咨询师的沙发上躺会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你必须拿号排队。
那些东西放在房里我也能睡觉，可是睡不好。我听见它们对着我低语。有时，直到半夜两点我还无法入睡。我躺在床上，想着那个认为自己到了一定年龄、对于公司也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因而可以把她那头漂亮长发想怎么弄就怎么弄的莫琳·汉农。我还会想到圣诞派对上挥动着吉米·伊格尔顿著名的放屁垫的人们。我早先说过，与新年缩短了两三杯酒的距离后，放屁垫就会成为人们最喜欢取乐的玩意儿。我想起布鲁斯·梅森问我觉不觉得那东西看上去像小精灵用的灌肠袋——“小精灵。”他说——然后，经过思维的联想过程，我终于想起他就是海螺壳的主人。当然就是他，蝇王布鲁斯·梅森。沿着关联的食物链再走一环，我记起了杰瑞米·艾恩斯还在晃荡时出演亨伯特·亨伯特的那个人叫什么、长什么样：詹姆斯·梅森。记忆是只狡猾的猴子；有时它会吃你喂的香蕉，有时则不会。所以，尽管当时并没多想，我还是把太阳镜拿到了楼下。我想要的只是证实。乔治·塞费里斯不是有首诗里问这些是死去朋友的声音，或只是留声机？有时候，这是个好问题，一个你必须向他人求证的问题。或者……听我说下面这件事。
八十年代后期，我即将结束与酒精长达两年的苦恋。某天，我坐在书房的桌边睡着了，半夜才醒过来。我摇摇晃晃地走进卧室，伸手去摸电灯开关。就在那时，我看见有人影在晃动。第一反应——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判断——就是遇上了入室抢劫的瘾君子，他颤抖的手里一定还拿着从某个当铺里买来的廉价点三二手枪。我伸出一只手开灯，同时用另一只手在桌上摸索，想摸到个重东西来防身——任何东西，哪怕是放我妈妈照片的银相框都行。灯亮了，我才发现是自己吓了自己。我正看着房间另一边镜子中的人：眼神惊恐，一半衬衫从裤腰中掉了出来，后脑勺上的头发还立着。这副样子连我自己都觉得恶心，不过同时也松了口气。
我希望，眼下这桩事情的真相也是如此。我希望它是镜子，是留声机，甚至是某个人的恶劣玩笑——或许是某个知道我九月的那天为什么没去上班的人。但我知道，那些都不是。放屁垫就在那里，真真切切地待在我的公寓里。我的拇指能摸到爱丽丝陶瓷鞋子上的搭扣，我的手指能抚过她黄色的陶瓷头发。树脂方块里硬币的日期，我也看得一清二楚。
某年七月，布鲁斯·梅森，又称海螺人，又称蝇王，把他的粉红色大海螺壳拿到了公司在琼斯海滩举行的聚会上。他吹着海螺壳，召集大家参加以热狗和汉堡为主菜的野餐欢宴。他还想教会弗雷迪·劳恩斯怎么吹。可弗雷迪最好的表现也不过是发出一连串虚弱的喇叭响，就像……呃，像吉米·伊格尔顿的放屁垫发出的声音。就是这样，一环套一环。每个相关联的链条组成一条项链。
九月快过完的时候，我冥思苦想，突然想到了一个极其简单的解决方法，简单到我都不敢相信为什么自己早没想到。说到底，我干吗要守着这堆不受欢迎的垃圾不放？为什么不扔掉它们？我又没有看管它们的责任；这些东西的主人以后也不会过来把它们拿走。我最后一次看到克里夫·法雷尔的脸是在一张海报上，而在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之前，最后一张此类海报就被揭走了。人们普遍感觉——虽然没有明说——那些家庭自制的海报会吓跑重新溜回欢乐之城的游客们。大多数纽约人都认为那场灾难是可怕的，但美国仍然是美国，而马修·布罗德里克在《金牌制片人》中也就只能露那么长时间的脸。
当晚我吃的是从两个街区外一家喜欢的中餐馆买来的菜。我的计划是像往常一样，边听查克·斯卡伯勒解读世界边吃晚饭。正是看着电视的时候，我突然顿悟了上面提到的解决办法。那些不受欢迎的东西，那些来自最后一个安全日子的纪念品，它们并不属于我的责任范围，也不会成为呈堂证供。是的，罪行的确是发生了——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但罪行的实施者已经死了，而幕后的黑手还逍遥法外。或许未来的某天会有审判，可是斯科特·斯特利不会被传唤作证，吉米·伊格尔顿的放屁垫也不会成为证物。
我把“曹将军鸡”放在厨房的台面上，铝盘上的盖子都没有取下来，接着从那台几乎没怎么用过的洗衣机上方的架子上抓起一个洗衣袋，将那些东西放了进去——简直不敢相信它们塞在一起竟然那么轻，也不敢相信这么简单的事自己竟然早没想到——走进电梯，下了楼，袋子就放在两腿之间。我走到七十五街和公园交界的角落，左右张望了一下，确定没有人在跟踪我——上帝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偷偷摸摸的——然后把袋子丢进了垃圾桶。我又扭头朝四处看了看，才转身离开。球棒不识趣地从垃圾桶里露了出来。我敢肯定，有人会发现它并把它拿走。很可能在查克·斯卡伯勒讲完、顶替汤姆·布罗考的约翰·席根塔勒或其他人出场之前。
回去的路上，我在欣乐餐馆停下，又订了一份“曹将军鸡”。“上一份不好吃吗？”收银台的罗丝·明问，听上去有些担心，“告诉我原因。”
“不，上一份很好，”我说，“我今晚就是想吃两份。”
她放声大笑，笑得好像这是她这辈子听过最好笑的话。我也笑了起来。笑得很厉害，却绝不是轻佻的那种。我记不得上次这样笑是什么时候了，这么大声，这么自然。莱特贝尔保险公司掉到华尔街之后肯定是没有的。
我坐电梯到了我家那一层，走了十二步来到4-B。我浑身乏力，就像人们某天醒来，借着清晨的阳光发现自己高烧已退时的虚弱感觉一样。我把外卖袋子夹在左腋下——这个动作实在很别扭，但短时间还能撑得住——打开房门。我打开灯。就在那里，在我放未付账单、行李牌和过期图书催还单的桌子上，索尼娅·迪米亚克的太阳镜赫然放在上面，那副红色边框、洛丽塔风格心型镜片的太阳镜。索尼娅·迪米亚克，据沃伦·安德森——据我所知，他是除我以外，莱特贝尔总部唯一的幸存者——说，她从遭到攻击的那栋楼的一百一十层跳了下去。
他说看到了一张恰好捕捉到她坠楼的照片。索尼娅双手紧压住裙子，防止它翻上去；她的头发竖着，鞋尖指向下方，背景是那天浓烟滚滚的蓝天。他的描述让我想起了那首名为《坠落》的诗，詹姆斯·迪基在诗里描述了一位想把自己高空坠落的身体向水域瞄准的空姐，那位空姐似乎认为自己还能微笑着浮出水面，甩甩头发上的水珠，找人要杯可口可乐似的。
“我吐了，”沃伦在布拉尼石酒吧里告诉我，“我再也不想看那样的照片了，斯科特，可我知道自己永远也忘不了它。我看得清她的脸，我觉得，她似乎相信……相信自己会没事的。”
自从成年以后，我还从来没有放声尖叫过。可是，当我的目光越过索尼娅的太阳镜，移到又一次漠然地斜倚在通往起居室角落里，属于克里夫·法雷尔的理赔调查员时，我差点就大叫起来。残存的理智告诉我，房门还开着，四楼的两家邻居会听到我的尖叫；真要那样，就像某人说的，我就必须给他们一个解释了。
我用手捂住嘴，堵住即将冲出来的尖叫。外卖袋掉到了门厅的硬地板上，里面“曹将军鸡”的包装盒摔开了。我几乎鼓不起勇气低头看地上的狼藉。那些烹调过的黑色肉块可能是任何东西。
我跌坐在门厅里唯一的椅子上，双手捂住了眼睛，没有尖叫，也没有哭泣。过了一会儿，我终于能够起身打扫。我的思路不断跑到那些比我更快从七十五街和公园角落回到家的东西上，但我不愿纵容它。每次它刚一试图往那个方向跑，我就会一把揪住它的缰绳，把它拽到别的地方。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听到了交谈声。先是那些东西说话了——低声地，然后它们的主人们应答，声音稍微响一点。有时，他们谈论琼斯海滩上的野餐会——防晒油的椰子香味和米沙·布雷任斯基的噪音盒中反复播放的洛乌·贝加的《曼波五号》。或者谈到小狗追逐天空下的飞盘。有时，他们还会说起在浅滩戏水的孩子，短裤和游泳衣松松地挂在身上。妈妈们鼻子上涂着白色的防晒霜，身穿从兰兹角邮购的泳衣陪在孩子旁边。那一天，有多少孩子失去了守卫他们的妈妈或扔飞盘的爸爸？天，那是个我不愿意去想的数学题。可在我公寓里呢喃的声音却不这么想。他们算了一遍又一遍。
我想起布鲁斯·梅森吹响海螺壳，宣布自己是蝇王。我想起莫琳·汉农有次告诉我——那次谈话不是在琼斯海滩发生的——《爱丽丝漫游仙境》是第一部“迷幻”小说。吉米·伊格尔顿有天下午对我说他儿子除了口吃以外还有学习障碍，简直就像买一送一；还说要是不给那孩子请一个数学家教再加一个法语家教，估计他是没法在可预计的将来从高中毕业的。“在他能享受‘全美退休人员协会’的折扣价买课本之前”，这是他的原话。在那个漫长午后的阳光中，他脸色苍白，略有胡茬，似乎早上用的剃须刀不够锋利。
我正要迷迷糊糊睡过去，最后那段记忆却让我猛然惊醒，因为我意识到那个对话肯定是在九月十一号前不久进行的。也许只是几天前。甚至是那之前的星期五，也就是说对话发生在我最后一次见到吉米活着的那一天。还有那个口吃加学习障碍的年轻人：他的名字是叫杰瑞米吗？杰瑞米·艾恩斯的杰瑞米？肯定不是，肯定只是我的脑子在作怪——有时狡猾的猴子会吃香蕉——但看在上帝分上，差得不远。也许是杰森。或者是贾斯廷。夜半凌晨，思绪疯长，我记得当时想，如果那孩子的名字真是杰瑞米，我很可能会发疯的。宝贝儿，那会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
凌晨三点钟，我终于想起了谁是里面装着钢币的树脂方块的主人：债务部的罗兰·埃布尔森。他说那是他的退休金。就是罗兰习惯说“露西，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二〇〇一年秋天的某个晚上，我在六点新闻中看到了他的遗孀。我曾和她在公司的某次野餐会——跟琼斯海滩的那次很像——上交谈过，当时就认为她很漂亮。守寡似乎进一步雕琢了她的面容，使她的漂亮变成了肃然的美丽。新闻报道中，她不断地描述自己的丈夫为“失踪”。她拒绝称他为“死亡”。而如果他果真活着——如果他真的再出现——他就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了。绝对是。不过当然了，还有她。一次大规模谋杀竟然将一个女人从漂亮变成了美丽，她也必须给我们解释解释其中的奥秘。
我躺在床上，想着这些事情——我记起了琼斯海滩上拍岸的浪花和天空下飞过的飞盘——心中满溢的难忍悲伤，终于化成眼泪流了出来。然而，我也要承认，那同样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天晚上，我终于明白，物体——哪怕是很小的物体，就像树脂方块里的钢币一样小——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沉重。可是，由于那是思维的重量，所以并没有数学公式能够计算。不像保险公司的蓝皮书中说明，如果你抽烟，寿险费率会上升x；如果你的农场处于龙卷风多发带，农作物收成险的费率会上升y。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那是思维的重量。
第二天早上，我再次把那些东西整理到一起，并发现了第七件，这件在沙发底下。坐在我旁边格子间的家伙，米沙·布雷任斯基，在桌子上放了一对潘趣和朱迪玩偶。我从缝隙里瞥到沙发底下是潘趣。到处不见朱迪的影子，不过有潘趣就可以了。幽灵般的阴影中，潘趣的黑眼睛朝我看过来，让我的心沉入可怕的沮丧中。我把玩偶勾出来。地板上留下的一条灰痕让我厌恶不已。留下痕迹的物体是真实的，是有分量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把潘趣和其他东西一起放在小厨房外的多功能橱柜里。它们一直待在里面。我本来不确定它们会固定地待在一个地方，事实证明，它们会的。
我妈曾告诉我，要是一个男人擦完屁股之后发现厕纸上有血，他的反应应该是接下来的三十天在黑暗中拉屎，同时祈祷万事无恙。她用这个例子向我解释她心目中男性哲学的基石：忽视问题，也许问题会自己消失。
我忽视那些在房间里发现的东西，我祈祷万事无恙，形势便真的有了一点好转。我很少再听到橱柜里的低语声，除非是在深夜，尽管我越来越多地到外面去做研究工作。到十一月中旬时，我已经是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里度过大部分时间了。管理员们肯定都熟悉我拿着苹果笔记本的身影了。
然后有一天，就在复活节前夕，我走出大楼时恰巧碰到了葆拉·罗伯逊进来，那位我通过按动空调重启键拯救于危难的美妇人。
我事先绝对没有预谋——如果有时间思考，我想我绝对不会说一个字儿——却脱口而出，问她可不可以请她吃午饭，并向她咨询一些事情。
“事实上，”我说，“我遇到了一些麻烦。或许你可以按下我的重启键。”
我们站在大厅里。帕德罗坐在角落里看《邮报》——同时倾听我们说的每一个字，对此我毫不怀疑。对他来说，这栋大楼里的住户是世界上最精彩的白日剧集——她回应了我一个愉悦而紧张的微笑。“我想我欠你一顿饭，”她说，“不过……你知道我结婚了，对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