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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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弗莱堡<a href="#ref_footnotebookmark_end_11_6">6</a>外面。”

大卫的母亲于30年代来到美国，当时才十几岁，是大屠杀<a href="#ref_footnotebookmark_end_11_7">7</a>中全家唯一的幸存者；在美国遇到了大卫的父亲魏斯，魏斯却在战争结束后遇刺身亡。

七年后，她也死于一场车祸，因此大卫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寄养中度过的。成年后，他开始非常热心寻根；我们当初正是因为此事而认识，其过程迂回曲折而错综复杂。

“信中说她可能有我舅舅的消息。”

“莱尔的弟弟？”

“对啊！我无法相信，艾利，可她认为我舅舅可能还活着！”

我跌坐回沙发上：“可我还以为……”

“我母亲曾收到他最后的一封信，信里说他正努力筹划，一定要逃出来。当然啦，这些话是你父亲跟我讲的；应该是我母亲给他看了那封信。”

大卫的母亲来美国后，很快就和我父亲相遇并且成了密友——这是我们复杂的共同历史之一部分。事实上，开始那段时间，他们还不单单是一般的朋友，我确信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寻常关系是大卫如此亲近我们父女的原因之一。在他心里，我们就是mishpocha：家人。

“总之，这位女士，也就是弗里德里希夫人，说村里有一位男士收到一封匿名信，信里问的那些问题让他们觉得，寄信人无论是谁，肯定都在那里居住过。”

“匿名信？”

“是的。但有这么个关键问题：写信人问到戈特利布一家的情况，并且特别问了去美国的那个女孩。”

“啊呀，大卫。”我顿觉两只胳膊上起满了鸡皮疙瘩。

“我知道，”他顿了一下。“欧洲这会儿还是半夜，不过明天早上做其他事情之前，我要先给弗里德里希夫人打个电话。”

“她讲英语吗？”

“我听不懂的部分，银行里有个人会给我翻译。”

“你再跟我讲讲……你怎么认识这个女人的？”

“几年前，我第一次去那边追溯母亲家族的情况，她帮了我不少忙；给我讲了有关我母亲及其家人的情况，都是我从没听说过的。我给了她一张名片，你知道的，万一她想起别的情况，就好联系我。”

“可那封信不是寄给她的？”

“的确不是，是寄给她的一位邻居的。我想让他们给我传真一份。”

“等一下。”我将听筒换到另一只耳朵。“有一个情况说不通啊。”

“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