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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两天，我一直和怡年在一起，办理去香港上大学所需的各种相关手续。由于圣哲学园是香港海洋大学的一个实验项目，所以虽然有自己的录取捷径，但入学所需要的硬性材料——比如成绩单、毕业证明——还是和海洋大学的「正牌大学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俩办完出入境的手续后，分别回各自高中开各种证明。
怡年上的是国际学校，学校里很多同学其实都没有报名参加高考，整个学校的行政机构在这两天也没有特别紧张，所以手续办得都比较顺利。
我的手续就没那么好办了。在这个时间点，几乎全校师生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高考上，去任何一个行政单位，见到任何一个老师，当你和他提起一件和高考无关的事情时就如临大敌。不满的情绪在我面前的空气中蔓延的同时，我也明白了一个事实：其实能够有条不紊地同时处理几件不相关的事情并不是一种长大了就自然拥有的能力，尽管这些老师平时在我们面前一直表现出一副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的样子，但真正面对复杂局面时，该有的紧张和慌乱一样都不会少。
因此，为了能够顺利办好手续，有必要给老师们做一些心理建设。首先，得让他感觉我的事情和高考有关——只不过是国外的高考而已；其次，也要让他知道学校能出一个香港海洋大学这样的重点大学生在业绩上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结果不谈高考他们紧张，谈到高考他们更紧张，这两天高考更是根不能触碰的弦。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手续硬是没有办成。
我只好和莫嘉妮通了一个电话说明情况，她听完哈哈大笑，说你们学校还真是这样的，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让我放心，只要我能顺利去香港就行，其他手续在大学毕业之前补齐就好。她这番话让我想起姐姐在上大学那一年的圣诞假期专程赶回学校办了一些手续，不用说，她跟我刚好是同一所高中毕业的。
手续不用办了反倒轻松了许多，于是我决定去姐姐打疫苗的医院——北京第三医院——看一看。尽管莫嘉妮让我不用管调查的事，但我想说不定到了现场能够想起一些有用的细节。
接种疫苗的科室在医院的三楼，到了这层之后，才发觉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要到这里来看什么。无奈只好在走廊里找到那张我和姐姐坐过的条椅坐下，看着医院里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等。
椅子旁边就是姐姐当时接种疫苗的注射室，位置接近走廊末端，是监控摄像头覆盖得比较好的地方，只是不知道当时的录像是否还有保留，又或者这个摄像头是否只是装个样子，毕竟一个假摄像头也能吓阻很多潜在的医闹。当然后果就是假如真有案件发生，摄像头就会莫名其妙地「坏了」，至于是真的坏了，还是根本就没有在拍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注射室斜对面的房间好像是一间临时的药品存储间，在我坐下来的这段时间，看到有个护士从里面拿了几次药送到了注射室。刚刚她又进了存储间，出来时，一边托着药品的托盘，一边充满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也许是感觉排队早该排到我了吧。
就在这时，她的手机突然响了。她小心翼翼地把原本两只手拿着的托盘移到左手上，然后右手掏出手机，用余光扫了一眼屏幕。可能是姿势过于别扭，一不小心摔倒了，手里的托盘被打翻，里面的药撒了一地。
我连忙走上前去，扶她到椅子上坐下，道：「你没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