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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他还活着，但当火车经过拉格比车站时，他已停止了呼吸。
从那时起，我就像他们在剧院说的那样，开始布置现场。我想我没有漏掉一丝细节，是吗，格兰特先生？每一个细节都想得那么周全，做得那么完美，甚至洗手盆上的断发和他手掌上的灰尘我都没放过。在我留下的小箱子里，放了几件我自己的、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衣服，样式是他平时常穿的那种。然后又把我自己仅存的那点带有法国风情的东西放进箱子里：一本法语小说，一本《圣经》。当然喽，这箱子里也装着最重要的道具——酒瓶。
肯瑞克的脑袋很坚固。当然我指的是他抵御酒精的能力，而不是指抵御沙袋袭击。那天晚饭时我一直劝他喝威士忌，最后还劝他喝下一大杯饯行酒，其他人看到这情景都会退缩的。他刚看到大半杯纯威士忌时，还真有点犹豫。但正如我说的那样，他总是急于取悦我，于是他二话没说，一口把酒全干了。他这时仍没醉，或者说看上去没完全醉。但是他死的时候，血液和胃里一定浸满了威士忌。
当我把他的卧铺间收拾完后，那个包厢也像浸在威士忌酒里一样。当车窗外闪过库鲁镇的灯光时，我开始实施最后一步——把装着半瓶威士忌的酒瓶扔在地上，任它在地毯上滚来滚去。火车减慢速度时，我打开了车厢门，随手关上，接着沿着过道一直往后走了几个车厢；我站在那儿，装作悠闲随意地看着站台上来往的人群，然后走下火车，来到站台，沿站台不慌不忙地往前走。因为我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看起来不像要上车的乘客，所以也没有人注意到我。
我乘午夜的火车回到伦敦。到达尤斯顿时是三点半，由于心里异常兴奋，我一路乐颠颠地走回家。一回到家，我就睡下了，而且睡得很沉。七点半，马哈茂德过来叫我，并提醒我九点半有约会，要见巴黎来的代表。
直到你打电话来说要见我，我才知道他大衣口袋里还有一张写了几句诗的报纸。我承认当时有那么一刻我为自己竟会忽略了这个细节而感到有些恐慌，可是我马上想到这只是个可以原谅的小失误，也就不在意了。这失误无论怎样都不会危及我非凡的成就。我让他留着那件破大衣，是想把它当做一件布景道具。即使证明那上面有肯瑞克的笔迹，警方也不会感兴趣，他们已经认定这个年轻人是查尔斯·马丁了。
第二天晚上，在交通高峰时段，我开车去维多利亚车站，从寄存处取出肯瑞克的两个箱子。我把它们拿回家，把衣物上所有制造商的标记都撕掉，把能辨清身份的物件都拿了出来，然后把它们用帆布包好缝起来，寄到近东地区的一个难民组织。亲爱的格兰特先生，如果你有什么东西不想要了，不要烧掉它，把它寄到南海偏远的一个岛上去就行了。
一想到这个令人钦佩的、言语谨慎的年轻人肯瑞克再不会开口说话了，我更期待早日独享我的劳动成果。真的，昨天我还在确认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我新的远征，并计划下星期就出发。当然今天早上金西·休伊特的这封信彻底改变了一切。我的成就和劳动成果通通化为乌有。但是没有人能把这成就本身从我这儿夺走。即便我不能以瓦巴的发现者著称于世，也会以这桩完美凶杀案的策划者而扬名天下。
我不甘心为金西·休伊特的胜利秉烛庆贺。但我年纪太大了，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卓著的成就了。不过，我可以放一把火让金西·休伊特神坛上的烛火黯然失色，了无生趣。火葬的我干柴与烈火将成为一个烽火台，照亮整个欧洲；我在谋杀策划方面的成就会像奔涌的潮水将金西·休伊特和瓦巴城都扫进全球报界的垃圾堆。
今天傍晚，黄昏时分，我会在欧洲最高山的最高峰点燃将自己火葬的圣火。马哈茂德对此一无所知，他以为我们要乘飞机去雅典。但是他已经跟了我这么多年，没有我他会很不开心的，所以我要带他一起殉葬。
再见了，我亲爱的格兰特先生。你这么聪慧的一个人却要把自己的才能浪费在苏格兰场这样愚蠢透顶的机构里，实在让我感到痛惜。你真聪明，竟会发现查尔斯·马丁不是查尔斯·马丁，而是某个叫肯瑞克的人，为此我向你致敬。可你不够聪明的是，没发现他并不是意外死亡。没有人会聪明到发现我就是杀害他的凶手。
请把这封信作为对你表示尊重、诀别的纪念，卢卡斯太太会在星期五早上把它寄出去。
H.C.赫伦·劳埃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