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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烽火连天的历史长河中，张献忠被逼至绝境，无奈选择了招安之途，而李自成更是英雄末路，麾下仅余孤勇十八骑，在苍茫大地上艰难喘息。
这一切的背后，是朝廷“攘外必先安内”的沉重抉择，是对北方强敌——建奴，一次次无奈的妥协与退让。
时光流转至崇祯十年的深秋，寒风瑟瑟，正是杨嗣昌精心布下的剿匪大网即将收紧之际。面对满清铁骑又一次叩关而入，他心中权衡再三，终是倾向于议和之策。
在他看来，建奴之患，犹如草原上的狼群，虽凶猛却难久留，一番劫掠后自会退去；而农民起义的烈火，却如燎原之势，直欲焚毁大明的根基，其威胁远胜外患。
然而，杨嗣昌的深谋远虑中，却遗漏了一抹不容忽视的阴影。
大明帝国，此刻已如风中残烛，内忧外患交织，农民军如同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非一朝一夕所能根除。
至于建奴，虽暂时满足于掠夺的战果，但其野心如狼似虎，岂会满足于一时的口腹之欲？
在这历史的十字路口，杨嗣昌的选择，既是无奈也是悲壮。
他试图以一时的妥协换取片刻的安宁，却不知，这安宁之下，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而大明的命运，也在这一次次的抉择与牺牲中，悄然滑向了不可逆转的深渊。
然而年年这般，连河北、山东皆遭建奴所祸，大明何来钱粮以剿匪？江南？远水难解近渴。
况且，建奴已然至眼皮底下为祸，岂能成乎？老虎不发威，汝等莫当我为病猫，决然不成！
“杨阁老，汝莫非又欲劝朕议和乎？”
门廊内朱由检之声平淡，喜怒难辨。
杨嗣昌肃然道：“陛下，建奴至此，无非欲求些钱粮，我等不若予之，当务之急，乃是乘冬日乱民流动不便之机，将其彻底剿灭！”
“欲攘外必先安内，中原群盗不平，国家根基则不稳，与建奴议和，不过权宜之策。”
“荒谬之论！”
黄道周，那位翰林侍讲，言辞如锋，瞬间划破朝堂的宁静，他怒目圆睁，斥道，“莫非你欲让那皇太极在我大明疆土上横行无忌，乃至拱手让出关外、锦州之地？如此行径，岂非自甘背负卖国之骂名，遗臭万年？”
言者，黄道周，骨子里流淌着不屈的主战热血，每一字一句皆掷地有声。
面对这疾风骤雨般的质问，杨嗣昌神色不改，沉稳如山，他缓缓言道：“即便是强盛如汉唐，亦有和亲之策，以缓兵之计保国祚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