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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件事，张绍光如此评价道：“其实，她并不觉得杀死文保泰是不对的，是一种犯罪；相反，在她心中，文保泰给镇压革命的刽子手们做了走狗，就是坏人。革命对于她，是至高无上的事业，所以她应该为革命筹划经费……正因如此，她才一心一意地要杀死文保泰。心中保持着对革命的信仰，她才能视死如归，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后来，袁世凯残酷镇压国民党人，在上海杀害了宋教仁。芳兰也是在上海惨遭毒手，饮弹而亡。”
中华民国建立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作为国民党核心人物的宋教仁强烈抨击袁政府。他曾和日本人北一辉<sup><a id="a1" href="#b1">[1]</a></sup>有过深交。北一辉在《中国革命外史》一书中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角不是孙文，而是宋教仁。后来，宋教仁在上海遭到了暗杀。芳兰也遭了毒手。死的时候，她还很年轻。
“真可怜啊！”张绍光说，“芳兰虽然出身一般，但她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她不夸夸其谈，不大讲革命道理，为了革命愿意做任何工作，甚至去杀人。与她相比，李涛之流，只不过是写写革命的剧本罢了。”
“所以他最后脱离了革命，挣钱发财去了。”
“他只是口头闹革命罢了，不，一开始，他们是不是真心革命，还是个问题呢……哎，我倒想问问，当初和您一起把二十五万巨款送到悠悠馆的日本人，后来怎么样了？”张绍光转变了话题。
“他呀，他发财了，在美国呢……前几年我偶然在洛杉矶碰见他。他和李涛一样，挣了大钱，生活过得特别好，真是想不到啊！”
“其实，这没什么可吃惊的，他们这种人，总是能赚到钱的。他们不管做什么，都是为了钱啊……土井先生，您说您已经听过我对悠悠馆事件的分析了？”
“是啊，您分析得很透彻，解答了我所有疑问。”
“惭愧啊，事实并不是我猜的那样。”张绍光微笑着说。
促膝谈心的过程中，策太郎觉得，张绍光的容貌虽然没变，但言谈举止却与以前完全不同。过去的张绍光，性情乖僻，对一切都冷静旁观。如今，他处处透露着对生活的信心，事业上既积极进取又稳重沉着，就像一棵大树在这个世界上深深扎了根，不再有往日的疏离之感。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事实不是那样的？”策太郎问。
“听我给你说说。”张绍光说，“就算是文保泰一案中最关键的部分，我也只是摸到了表象而已。至于真相，我过了好久才弄清楚。”
“那真相是什么呢？”
“当时，我眼力明明不够，却装出一副通达世故的样子，太浅薄无知了……您知道吗？其实那须启吾才是真正的凶手。”
“嗯？怎么？”
张绍光突然提到那须启吾，策太郎一时反应不过来，竟没想到他说的就是自己认识的那个那须。等到反应过来，也是难以置信，总觉得自己听错了。
“意外吧？”
张绍光将盘着的脚左右调换了一下，继续说道：“等我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时，我大吃一惊，不住地反省自己。原来的我太浮躁了，摸到了皮毛，就那么自以为是。从那以后，我经常提醒自己要稳重。案子是这样的：当时，中俄要是签订了第二次撤兵协定，日本就没有宣战的借口了，所以日本急需拉拢清朝的大官。那须启吾是日本的间谍，自然知道这次贿赂很重要，钱肯定也很多。所以，他就和袁世凯秘密谋划了一条发财之道，一手策划了文保泰一案。”
“是那须向袁世凯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