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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凯茜都没有喝一杯的心情。凯茜打了索菲的手机，跟她说了发卡的事，说自己脑袋就像百科全书，对过去所有的悬案都了如指掌，所以才会注意到发卡。我感觉索菲不是很相信，但也不怎么在乎就是了。之后，凯茜回家给奥凯利写报告，而我则带着旧档案回了家。
我住在芒克斯敦的一栋公寓里，跟一个不知该如何形容的女人合租。她的名字叫希瑟，是个公务员，声音跟小女孩一样，每次讲话都像要哭出来似的。我起先觉得同住这个点子不错，现在只觉得焦虑。我会住到这里，是因为觉得住海边不错，房租也负担得起，而且希瑟很迷人（一米五多点，身材娇小，大大的蓝眼睛，一头秀发披垂到臀部），让我忍不住幻想两人会像好莱坞电影一样，意外谱出一段美好的恋曲。我到现在还没搬走，一方面是因为习惯了，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我发现希瑟很神经质之前，我正开始存钱想买属于自己的房子，而她的公寓——即使我们都明白《当哈利遇到莎莉》的剧情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而且希瑟还调高了我的房租——是我梦想实现之前还能继续住在大都柏林地区的唯一选择。
我打开门，大喊了一声“嘿”后就往房里冲。没想到希瑟快我一步，闪电似的出现在厨房门口，抖着声音说：“嘿，罗布，今天过得好吗？”我有时脑海中会浮现出这样的场景：她一个人坐在厨房里好几个小时，将桌布角折来折去，一听到我钥匙插进了锁孔，就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全副心神都飘到我身上。
“不错。”我说，身体还维持着朝房间走的姿势，把门锁打开（锁是我搬进来几个月之后装的，跟希瑟推说是为了防止小偷闯进来窃取机密档案）。接着说：“你怎么样？”
“哦，我还好。”希瑟整了整身上的粉红羊毛睡袍，用一种正在受苦受难的语气回答道。这表示我有两个选择：我可以说“那就好”，然后回房间把门关上，但接下来她会赌气好几天，在厨房里乒乒乓乓，向我的不体贴表示抗议；或者我可以说“你还好吧”，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就得听她事无巨细地抱怨老板、鼻窦炎和其他大大小小让她备受委屈的事情。
幸好我还有第三条路，算是紧急用的绝招。“你确定？”我说，“我办公室好多人都感冒得很厉害，我觉得自己好像也感冒了，希望你别被我传染到才好。”
“哦，天哪，”希瑟说，她声音立刻提高了八度，大眼睛睁得更大了，“罗布宝贝，我不是故意躲你哦，不要误会，但我想我最好还是离你远一点，你也知道我很容易感冒。”
“我知道。”我安慰道。于是，希瑟又一溜烟回厨房去了，我想她应该是想赶紧在超级均衡的饮食计划里加上喂马分量的维生素C和紫锥菊花茶吧。我走进房间关上了门。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我把一瓶伏特加和一瓶汤力水放在了书堆后头，以免亲切又殷勤的希瑟有机会跟我“喝酒谈心”。我把旧档案摊开放在桌子上，只是我的房间很不适合让人专心。这栋公寓就跟都柏林其他新房子一样，廉价又小家子气：天花板矮了一英尺，临街太平淡，颜色像泥巴，没创意到丑陋的地步，卧室小得羞死人，好像在笑你没钱就没资格挑剔。开发商觉得隔层是浪费，所以楼上的脚步声和楼下的乐器声全都交织在一起。我没必要知道隔壁那对夫妻做爱有什么癖好，但我就是知道。四年多了，我多少也习惯了，但只要想到房子有多简陋，还是感觉非常不快。
笔录上的字迹已经褪色、污损了，有些地方几乎无法辨读，我还感觉到有土沾在了嘴唇上。当年负责这件案子的两名警探应该都退休了，但我还是记下了他们名字，基尔南和麦凯布，免得我或凯茜之后想找他们谈话时，还得再重翻一次。现在，回头重看这件案子，最惊人的是我们的家长竟然过了那么久之后才开始担心。现在的小孩子只要不接电话，爸妈马上就会打电话报警，失踪人口组接过太多结果只是小孩放学留校或流连网吧的报案电话，都已经接到麻木了。要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爱尔兰还很淳朴，这似乎说得过去，毕竟我们当时都听说许多崎岖多岩的穷乡僻壤还有工业学校，神职人员们也备受敬重。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夸大不实的传闻，根本就不存在。人就是喜欢觉得自己善良淳朴，而且坚信如此，但其实很可能是故意遗忘，甚至因此招来祸端。彼得的母亲就在森林外围喊了喊我们，接着双手在围裙上一抹，留下我们继续玩耍，回家准备茶点去了。
档案翻到一半，我看到乔纳森·德夫林的名字出现在次要证词的角落。家住纳克拿里路二十七号的帕梅拉·菲茨杰拉德太太手颤抖着用老派的花体字向警方表示，有一群长相凶恶的年轻人经常在森林边缘闲晃，喝酒抽烟，言辞轻佻，有时还会对路过的人大吼大叫并说脏话，因此独自经过很不安全，这群小鬼应该甩他们一巴掌管教管教。不知是基尔南还是麦凯布在旁边写了几个名字：卡塔尔·米尔斯、沙恩·沃特斯、乔纳森·德夫林。
我马上翻档案，看他们三个人有没有被传讯过。门外传来一成不变的规律声响，又是希瑟在执行她的夜间“任务”：专心卸妆，抹水乳保湿，照医师指示刷牙三分钟，最后再轻轻擤不知道几次鼻子。十点五十五分整，她准时敲我房门，用轻悄悄但又确定能让对方听见的娇声对我说：“晚安，罗布。”“晚安。”我高声回答，还不忘咳嗽一下。
他们三人的证词都很短，而且几乎一样，只是旁边有小字注明沙恩“很紧张”和卡塔尔“很不合作”等等。乔纳森则没有得到任何评论。八月十四日下午，他们三人拿到失业救济金，搭巴士到斯蒂洛根看电影，傍晚七点回到纳克拿里（这时候，我和彼得他们已经错过茶点时间了），又去森林附近的空地痛饮到半夜。是的，他们看到搜救人员了，但只是躲在篱笆后面不让人看到。没有，他们没发现什么不寻常的。没有，他们那天没遇到什么人，可以证明他们的去处，但卡塔尔说（应该只是想挖苦警方吧，没想到警方当真了）愿意带两名警探到空地去看发酵苹果汁的空罐，而空罐也确实在他所指称的地方。在斯蒂洛根电影院卖票的年轻人显然嗑了药，完全不记得有没有看见过这三个年轻人，连两名警探搜他的口袋，严词告诫他吸毒的危害时，他还是昏昏沉沉的。
我不认为这三个“年轻人”（我实在很讨厌这个词）是嫌疑犯。（虽然当地警员表示他们不时在大庭广众之下喝得烂醉如泥，沙恩十四岁时偷过店家的东西，被判了六个月的缓刑，但也就这样而已，根本不能算是作奸犯科之辈。）再说，他们干吗要把两个十二岁小孩搞到失踪？他们只是凑巧人在附近，又有点品行不端，基尔南和麦凯布才会讯问他们三个。
那三个飞车族，我们当时都这么叫他们，虽然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有谁真的有摩托车。他们很可能只是穿得像飞车族而已：黑色皮衣，拉链开到腰际，边缘缝满金属钉，满脸胡楂，长头发，其中一个还留了不可或缺的朋克头。另外就是高筒马丁靴和写着“重金属”和“炭疽”字样的T恤。我一直以为那是他们的名字，直到后来彼得跟我说那些是重金属乐队的名字。
我想不起那三个人当中哪个是乔纳森，我没法将现在这个眼神忧伤、腰宽肚圆、颓坐在桌前的家伙跟记忆中那三个瘦巴巴、一脸倒霉样、阳光下根本分不清谁是谁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他们三个我已经全都忘了，也不认为过去二十年来，这几个飞车族曾有片刻飘进我的心里。没想到时过境迁，这三个家伙不仅还在，还一声令下就从玩偶匣里蹦了出来，晃呀晃地对我咧着嘴笑，让我想想就讨厌，极其不爽。
三人之中有一个随时戴着墨镜，连下雨天也不例外。那家伙有时会给我们水果味的口香糖，我们会拿，但也会小心保持距离，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他从劳里的店里偷来的。“别靠近他们，”母亲告诫我，“他们跟你讲话也不要回答。”却没跟我说为什么。彼得问“重金属”可不可以借根烟抽，于是他教我们怎么拿烟，看我们被呛得咳嗽就哈哈大笑。我们三个站在太阳下他们抓不到的地方，拉长身子偷看杂志里的内容。杰米说她看到一个没穿衣服的女生。“重金属”和“墨镜老兄”经常点着塑料打火机，比赛谁的手指能在火上放最久。夜里，他们离开之后，我们就会跑过去闻他们压扁扔在脏草地上的罐子，味道很酸很臭，很大人。
有人在窗外楼下尖叫，我被吵醒了。我勉强直起身子，心脏怦怦地敲打着肋骨。我醒来之前在做梦，感觉很乱很吵，我和凯茜在一间拥挤的酒吧里，有个头戴羊毛格纹贝雷帽的家伙在对她咆哮，但我起先却以为那个声音是她的。我睁开眼睛，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夜色深沉，四周一片静寂。那个人，不知道是年轻女人还是小孩，仍在窗外不停地尖叫。
我走到窗边，小心翼翼将窗帘掀开一角。我住的地方有四栋一模一样的公寓，中间有一小块草坪，有两张铁制的长条椅，这就是房地产经纪人所谓的“公共游乐区”，尽管始终乏人问津。（一楼那对夫妻曾在傍晚办过几次露天鸡尾酒聚会，结果被人抱怨太吵，管理委员就在门厅贴了一块碍眼的公告。）安全灯的白光照着草坪，反射出很像夜视镜里看到的那种诡异的光芒。草坪空荡荡的，角落斜影幢幢，但是太低了藏不了人。这时，叫声又出现了，声音又尖又近，非常骇人，让我忍不住脊骨发寒。
我等待着，身体因窗户缝隙透进来的冷风而微微打战。过了几分钟，有东西动了，在暗处，比四周的黝黑还黑，接着从阴影里走了出来，出现在草坪上。原来是一只公狐狸，体形很大，因为夏天皮毛稀疏，看上去有点瘦。狐狸神情戒备且谨慎，再次抬头嗥叫，让我有种错觉，仿佛闻到了它身上陌生的充满野性的气味。狐狸从草坪跑到大门边，像猫一样身子一弯就穿过了栅栏的缝隙。我听见它的尖叫声消失在夜色之中。
我脑袋昏昏沉沉的，还没完全清醒，刚刚激发的肾上腺素尚未消退，让我有些亢奋。我的嘴巴很难闻，很想吃点冰冰甜甜的东西，便开门走到厨房去拿果汁。希瑟跟我一样，偶尔也会失眠，我发现自己竟然很希望她也醒着，还想找我抱怨，但她门底下是暗的。我倒了一杯她的柳橙汁，在打开的冰箱前站了很久，把杯子贴着太阳穴，身体映着冰箱里闪烁的灯光左右摇晃。
第二天早上，窗外大雨倾盆。我发短信给凯茜，跟她说我会去接她——她那辆高尔夫球车一下雨就会罢工。我开车到她家门口，按了按喇叭，只见她披着卡通帕丁顿熊穿的厚呢子风衣，手拿装了咖啡的保温瓶跑了出来。
“幸好昨天不是这种天气，”她说，“不然就要跟证物说再见了。”
“你看。”我说着把乔纳森·德夫林的资料拿给她。
她在副驾驶位上跷着二郎腿读笔录，不时把保温瓶递给我。“你还记得这几个家伙吗？”读完之后她说。
“印象很模糊，记不清楚了，但住宅区很小，很难不遇到他们。他们是我们那里最接近不良少年的货色了。”
“你那时觉得他们是危险人物吗？”
我边想边开，车在诺森伯兰路上缓缓前行。“那得看你怎么定义危险，”我想了一会儿后说，“我们有点怕他们，但我想是因为他们的那副样子，而不是他们真的对我们做过什么。其实我记得他们对我们还挺好的，我不认为他们会把彼得和杰米弄失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