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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我说,“他说的跟他想的都不一定在同一个层面。我觉得你妻子并不知道警察在找她。现在早没人听警方的短波电台解闷了。说来她后来回电了。然后呢?”
“当时都快六点半了,”金斯利说,“我们只好坐在办公室里等她的电话。你来跟他说吧。”他转头看着那姑娘。
弗洛姆塞特小姐道:“我在金斯利先生的办公室里接了电话。他就坐在我旁边,但没说话。她要求把钱送到孔雀酒吧,还问由谁来送。”
“她听起来害怕吗?”
“一点儿也不。完全冷静。要我说,冷静得像块冰。她讲得很清楚。她明白一定会有个她不见得认识的人拿钱去。她好像知道德里——金斯利先生不会亲自去。”
“叫他德里就行,”我说,“我猜得到你在说谁。”
她淡淡一笑。“每小时过十五分左右,她都会去孔雀酒吧。我——我想你去应该合适。我把你的样子跟她说了。你会戴着德里的围巾。这点我也说了。他在办公室放了几件衣服,这条围巾就是从里面拿的。够显眼的了。”
她讲完了。那围巾的颜色就像是往一摊蛋黄上扔了几只绿色的肥腰子,戴着它进酒吧,好比推了辆红白蓝三色手推车,确实显眼。
“她那木鱼脑袋能想出这招不容易啊。”我说。
“没时间开玩笑了。”
“这话你说过了,”我告诉他,“想当然认为我会去那儿把逃逸用的钱送给一个我明知警察在追捕的人,你脸皮也是真够厚的。”
他一只手在膝盖上扭动,脸也变了形,龇牙咧嘴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