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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查尔斯·莫尔顿<a href="#m001"><sup>[1]</sup></a>
加州洛杉矶36街区德雷克赛尔大道6520号
1945年12月12日
亲爱的查尔斯：
我早八辈子就该给你写信了，我想你一定怀疑我是否还在人世。有时候我自己也这么怀疑。在我研究你那两封信看有何需要我回答的问题之前，我要跟你汇报一下：我对好莱坞的猛烈开火<a href="#m002"><sup>[2]</sup></a>只换来了冰封般的沉寂。我觉得不管地方报纸还是商业新闻对此都没有报道（但我也不确定）。欧文·霍夫曼<a href="#m003"><sup>[3]</sup></a>在他的专栏里提了一句，但是他在这儿起不到什么作用，虽然《好莱坞报道》<a href="#m004"><sup>[4]</sup></a>也发表他的东西。考虑到我那篇文章的主题，以及好莱坞对作者声望的无视，还有《大西洋月刊》，我有理由觉得，对这一主题的压制是应了制片厂负责宣传的头儿的要求。也许我是错的，但是我倾向于这种看法。我也拐弯抹角地听说，那篇文章反响不佳。派拉蒙影业的编剧告诉我的经纪人，那篇东西让我在派拉蒙的制片人那里没落着什么好。查理·布拉克特<a href="#m005"><sup>[5]</sup></a>用他过气的玩笑话写道：“钱德勒的小说不够好，可他的影片又不够差劲，无法为他那篇文章开脱。”我不惜耗费了一点儿时间，想搞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似乎认为，能对好莱坞说三道四的，要么是（a）在好莱坞混不下去的，要么是（b）好莱坞以外别的地方的名人。我本可以给布拉克特先生一个回应，告诉他，如果我的小说不够好，是不会有人请我到好莱坞来的；但如果我的小说再好上那么一点儿，我也就不会来了。当然，正如你我所知，不管风潮如何极端，够格与好莱坞过招的人必须名气够响，这样才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且不能在好莱坞浸淫太久，免得主次不分；但在这儿待的时间又得够长，并且有所作为，才不会被诟病“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注意到（和《邮报》<a href="#m006"><sup>[6]</sup></a>不同的是）你没有打开我的读者来信。真是太可惜了，本来你可以说说这个的。信虽不多，但是有一封写得特别好，来自贝尔尼·雷<a href="#m007"><sup>[7]</sup></a>。还有一封是“斯塔兹·朗尼根<a href="#m008"><sup>[8]</sup></a>”写来的，我还没回信。他觉得我步子迈得还不够大，认为我应该把好莱坞和当下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这就是思想深邃的人们最糟糕的地方。他们就是不让你好好说话，再戴好帽子太太平平回家去。对他们而言，任何作品都旨在展现人类为了体面高雅地传词达意所作出的努力，或是像儒勒·罗曼<a href="#m009"><sup>[9]</sup></a>的又一卷诗歌。当然他们也言之有理，总比沃尔科特·吉布斯<a href="#m010"><sup>[10]</sup></a>要正确得多。吉布斯的某些观点从智力角度来说是不健全的，他认为只要对一种艺术实践得不够好，那么它就是糟糕的艺术（我怀疑他没有读过《克拉丽莎·哈洛》<a href="#m011"><sup>[11]</sup></a>）。他还有些观点从社会角度和事实角度来看也都站不住脚，比如他认为一个人必须要比家里的厨子聪明。我喜欢他的作品是因为我喜欢他的表达方式。我也喜欢《纽约客》杂志的冷幽默风格，但并无意愿想要跟风。已经有太多本可自成一派的人变成了《纽约客》类型的作家。我倒想问问沃尔科特，他是不是真心认为《最后一笑》<a href="#m012"><sup>[12]</sup></a>、《杂耍班》<a href="#m013"><sup>[13]</sup></a>、《M就是凶手》<a href="#m014"><sup>[14]</sup></a>、《梅耶林》<a href="#m015"><sup>[15]</sup></a>、《荒林艳骨》<a href="#m016"><sup>[16]</sup></a>、《党同伐异》<a href="#m017"><sup>[17]</sup></a>、《小狐狸》<a href="#m018"><sup>[18]</sup></a>（大银幕版）和《房东小姐》<a href="#m019"><sup>[19]</sup></a>之类作品的艺术媒介着实比不上《亲爱的露西》<a href="#m020"><sup>[20]</sup></a>、《野鸽之声》<a href="#m021"><sup>[21]</sup></a>、《有前科的坦克瑞夫人》<a href="#m022"><sup>[22]</sup></a>、《狮子与老鼠》、《俄克拉何马》<a href="#m023"><sup>[23]</sup></a>、《亲爱的布鲁特斯》<a href="#m024"><sup>[24]</sup></a>、《结婚》<a href="#m025"><sup>[25]</sup></a>等等的媒介。如果他同意前者并不比后者差，那么我还想请问，文艺评论在艺术的发展和自修方面是否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如果确有其用，那么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说，他不想做影评，因为电影既差劲又无趣，然而他愿意做剧评，因为戏剧既精彩又有趣。这也许是他的特权，但绝不是一个评论家应有的观点。
假如你还想把这篇文章收入你的选集，我想指出几点有失妥当的地方，如果还来得及的话。虽然不是什么大错，但能改过来总是好的。我指的是哪些地方呢？有些可能只是排印错误而已。但有一点我不得不说，因为我实在是看不懂——从最后起倒数第九行，是这么写的：“检验艺术成果的眼光也不要极尽苛责。”而实际上我写的是：“不要用极尽苛责的眼光检验艺术成果。”我相信，虽然不很确定，原稿校样里就是这么写的，也许在修订稿校样里不是这样。很明显，有人无端保留了他自以为可以改进风格的想法，调换了单词的顺序。句子长度倒是没变，否则也嵌不进去。我承认，我完全被这其中体现出来的文学态度给镇住了。因为这种态度让我不禁猜想，是否在某些受雇来编辑稿件的家伙看来，他能比投稿的人写得更好？他对遣词造句、抑扬顿挫的把握所知更多？一个用有力（重音）音节结尾的分句，本意就是为了凸显它的力度，他觉得调换词序、用软弱无力的副词结尾，是把原句改得更好？有人犯了这样的错误，我并不介意。无所谓。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个人看法问题，虽然我不想苟同。但问题是，有人凭一己之意决断，认为钱德勒使用这样的词序是文风浮夸的表现，而钱德勒本人压根儿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对自己浮夸的文风毫不自知。所以这个不知什么阿猫阿狗就拿起了肥肥的红铅笔大改特改，“要让钱德勒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改完的东西堪比《威霍肯县志》的编辑在自己的每周社论里写“巧用铁丝去除AA级鸡蛋上的鸡屎”……苍天啊！
虽然我还是对着医用肾形盘咳得死去活来，但仍旧要感谢你捎来设立哈佛尼曼奖学金<a href="#m026"><sup>[26]</sup></a>的那位太太的溢美之词。你的朋友戴尔·沃伦对《马耳他之鹰》的评论让我有点儿回不过神来。显然，他认为这部小说远不如《利文沃兹案》<a href="#m027"><sup>[27]</sup></a>（此书可以当笑话一读，要是还没看过的话）。不久前我重读了《马耳他之鹰》一书。我举手投降。这间屋子里有精神病人发病了——那准定是我。说实话，我的确能想到一些比《鹰》更好的文笔，对人生的态度更为和缓、更有温度，结尾也更加花哨。但是，天呐，如果你能找出20本大约20年前写的书，现在看来依然和《鹰》一样具有胆识和生命力，我愿意就着埃德蒙·威尔逊<a href="#m028"><sup>[28]</sup></a>的脑袋把它们都吃下去。真的，我开始认真地考虑，到底还有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写东西？他们是不是已经彻底把这桩该死的营生和主题、意义搅和在一起了？究竟谁才是赢家？之后又能拥有多少银幕上的权力？还是说你只要不是个分子物理学家，就没文化？诸如此类。环顾四周，就没有一个会读书的人，更别提还能对作者是否会写作说出个所以然了。就连可怜的老埃德蒙·威尔逊，写起东西来像是假牙都已经戴不稳了（这话是德沃托<a href="#m029"><sup>[29]</sup></a>说的吗？），几周前也在《纽约客》杂志上阴沟里翻船。他在对马昆德<a href="#m030"><sup>[30]</sup></a>最新作品的评论中写道：“辛克莱·刘易斯<a href="#m031"><sup>[31]</sup></a>的小说，不论会遭到怎样的非议，总还是出自一名作家之手——这是用想象增强了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是藉由特定的艺术家之手对其进行着色和塑型的创造。”好的作家仅仅做到这些就够了吗？天啊，我一直认为是的，但我不知道威尔逊也知道这一点。
如果我能为你写上一篇题为《不重要性的重要性》的文章，我会用我一贯的窑子风格向你展示：小说写了些什么鬼玩意，压根儿就不重要。不管身处什么时代、在什么时间节点上，只有施展了文字的魔力，才能写出真正的小说。而创作的主题只不过是作家想象力的一块跳板。小说艺术——如果现在还可以这么称呼它的话——从一无所有到能够人工合成只不过经历了300年的时间，现如今已经达到了如此完美的机械化程度，区分小说家的唯一方法就是看他们写的究竟是比尤特的矿工、中国的苦力、布朗克斯的犹太人还是长岛上的股票经纪人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所有的女作家和大部分的男作家写出的东西都毫无二致，或者至少是从半打已经彻底标准化了的产品中择选一种。除去那些不可避免的细微的差异（从长远看来这些差异可谓微乎其微），这些破玩意儿用机器也能做得出来，这种情况指日可待。到最后，只剩下一些写无可写的“作家”，瞎胡搞地整些幺蛾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