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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他那时没有枪。至少，他没掏出枪来。他的枪是从蒙哥马利那儿拿的，大概是吧。他就是勾搭上我了。我有时候挺可爱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纳尔蒂说，“你好像挺容易勾搭上的。”
“行了，”我说，“你跟我争什么呢？我见过这家伙，你没有。他可以把你我当怀表挂在身上。我不知道他杀了人，直到他离开以后。我听见了一声枪响，但我以为是有人被惊动了，朝马洛伊开了一枪，然后马洛伊把枪从这人的手里给抢走了。”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纳尔蒂用一种近乎温文尔雅的语调问道，“他曾经持枪抢了那家银行，对不对？”
“想想他当时穿的那套衣服吧。他不是上那儿去杀人的；不然不可能穿成那样。他上那儿去是为了找这个叫维尔玛的姑娘，她曾经是他的马子，在他因为那起银行的案子给抓起来以前。她那时在弗洛里安上班，不管那里过去叫什么；那会儿它是一家白人夜店。他当时就是在那儿被抓的。你会逮到他的，别担心。”
“当然了，”纳尔蒂说，“那样的块头，那样的衣服，小菜一碟。”
“他说不定还有一套衣服，”我说，“还有一辆车，一个藏身地，一点钱和几个朋友。不过你会逮到他的。”
纳尔蒂又朝废纸篓里啐了一口。“我会逮到他的，”他说，“等我长出第三副牙的时候。你知道办这个案子的有几个人？一个。听好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报上不登。有一次五个黑人在东街八十四号用刀子在彼此的身上画‘哈勒姆日落’<a href="#m001"><sup>[1]</sup></a>。一个人的身子已经凉了。家具上是血，墙上是血，连天花板上都是血。我去了现场，门外面有个《纪事报》的家伙——一个新闻记者，他刚从门廊里走出来，正往车里钻。他朝我们做了个鬼脸，说了句‘啊，该死，黑人’，然后钻进他那辆车子就开走了。他甚至都没有进门。”
“说不定他是个违反假释条例的假释犯，”我说，“那样你就可以让他配合你了。但你逮他的时候要稳妥点，不然他非给你掀翻两辆警车不可。然后你就可以登报了。”
“然后这案子也就不是我的了。”纳尔蒂冷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