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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么繁荣的一座小城而言，这栋楼的样子真是够寒酸的。它看上去更像是从南方的“圣经地带”搬来的。一道挡土墙挡住了楼前的草坪——此刻草坪里面长的大多是狗牙草——不让草长到街面上去，一群流浪汉不受打扰地在墙头上坐成长长的一排。这栋楼有三层高，楼顶上有一座老旧的钟塔，钟塔里面依然悬着一口钟。遥想当年，在嚼烟叶依然是时尚的那些美好岁月里，他们也许会在召集义务救火队的时候敲响这口钟。
开裂的走道和正门前的台阶通向一扇敞开的双开门，门后面一小撮显然是专在市政厅打点疏通关系的家伙无所事事地站在那里，等着发生点儿什么，好让他们能从中捞到点儿什么。他们全都有着饱饱的肚子、细心的双眼、像样的衣服、廉价的礼仪。他们给我让开了一条四英寸宽的通道。
进门后，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条长长的、昏暗的走廊，走廊的地板一定还是在麦金利总统宣誓就职的那天拖的。一块木头指示牌指向警局问讯台。一个穿制服的男人坐在一台小小的专用电话交换机后面打盹儿，交换机嵌在一张木头柜台的一头里面，柜台上满是划痕。那里还有一个脱了上衣的便衣，身上的老式六响左轮枪像消防栓一样顶着肋骨。此人从晚报上抬起一只眼睛，一口痰啐进离他十尺远的痰盂，打了个哈欠，说了句局长办公室上楼朝后走。
二楼比一楼要亮堂些也干净些，可依然既算不上亮堂也算不上干净。走廊快到头时，我看到临海的一侧有一扇门，门上面写着：约翰·韦克斯，警察局长。请进。
房间里面有一排木制的矮栏杆，栏杆后面，一个穿制服的男人正在用两只手指和一只拇指敲打字机。他接了我的名片，打了个哈欠，说了句他来瞧瞧，然后费力地拖着沉重的步伐穿过一扇红木门，门上标着“约翰·韦克斯，警察局长，私人专用”。过了一会儿他再次现身，为我拉开了围栏上的门。
我跨了进去，随手关上办公室内间的门。这里凉爽宽敞，三面开窗。一张着色木桌摆放的位置非常靠后，就像墨索里尼的桌子，你必须穿过一大片广袤的蓝色地毯才能来到桌子前面，在此过程中一道锐利的目光会仔仔细细地打量你。
我在桌子前面停下了脚步。桌面上有一块牌子，上面用浮凸的斜体字写着：约翰·韦克斯，警察局长。我想我也许最终能记住这个名字。我看着桌子后面的这个人。他的头发里可没有乱草。
他是一个矮矮的胖墩儿，一头粉色的短发，头发下面露出一张油光发亮的粉色头皮。他长着一双贪婪的小眼睛，眼睑很厚，眼珠子不安分得就像一对跳蚤。他穿着一套浅黄色的法兰绒正装，下面是一件咖啡色的衬衫和一条相同颜色的领带，手上戴着一只钻戒，翻领上别着一只镶着钻石的社团徽章，一块手帕挺括地露出了合乎规范的三个角，但是它们从外衣贴胸口袋里伸出的距离却略微超出了规范要求的三英寸。
他用一只胖乎乎的手捏着我的名片。他读过上面的文字后，把名片翻转过来，看了看背面，发现那里是一片空白，于是又读了一遍正面文字，这才把它放在桌子上，又在上面压了一件做成猴形的铜制镇纸，就好像他要确保这张名片不会弄丢似的。
他朝我伸过来一只粉色的大爪子。我将它物归原主后，他指了指一把椅子。
“请坐，马洛先生。这么说，我们多多少少是同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一点小麻烦，局长。你只需眨眼的工夫就能替我解决掉，如果你乐意的话。”
“麻烦，”他温和地说，“一点小麻烦。”
他在椅子上转过身去，跷起粗粗的大腿，若有所思地朝六扇两两成双的窗户中的一对投去凝视的目光。这个动作让我看到了手纺的莱尔棉线袜和英国拷花皮鞋，鞋面红得就像在波特酒里腌过似的。算上我看不到的其余物什，不算他皮夹里的钱，他身上这些东西得值五百美元。我猜他的老婆一定很有钱。
“麻烦，”他说着，语气依然温和，“在我们这座小城里是闻所未闻的，马洛先生。我们的城市很小，但非常、非常干净。从我的西窗望出去，我能看见大西洋。再没有比这更干净的了，对不对？”他没有提那两条赌博游轮正漂在黄铜色的海面上，只见桅杆，不见船身，刚好就在法定的三英里界限之外。
我也没有提这件事。“没错，局长。”我说。
他又把胸脯挺高了两寸。“从我的北窗望出去，我能看到熙熙攘攘的阿尔盖洛大道和可爱的加利福尼亚山麓，构成前景的则是一块块棒极了的小商业区——你在这世上再找不到比这更棒的商业区了。从我的南窗望出去——我现在就正朝这个方向望着呢——我能看到世上最漂亮的小游艇码头——再没哪个小游艇码头能胜过这个了。我这里没有东窗，但如果有的话，我就能看到一片能让你羡慕到眼红的居民区。不，先生：麻烦在我们这座小城里是一件难得一遇的东西。”
“我想我随身带来了我自己的麻烦，局长。至少带了一部分来。你手下有没有一个叫加尔布雷思的人，一位便衣警司？”
“哦，是的，我想我有，”他边说边拿眼睛扫视四周，“他怎么了？”
“那你有没有一位这般模样的手下？”我向他描述了另外一个人，也就是那个少言寡语、个头挺矮、留着小胡子、用大头棒打晕我的人。“他很可能和加尔布雷思是搭档。有人叫他‘布莱恩先生’，但那听上去像个假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