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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近御手洗已经不怎么听披头士了,近来他常听的是摇滚乐或者爵士乐。以前经常听他用吉他弹奏自己改编的披头士歌曲,但最近无论我如何求他,他也不肯再弹一首了。在我看来,这种态度反映了他对披头士音乐的轻视,这也是我对他不满意的一个原因。对我来说,披头士是我唯一能听懂的英语歌曲。换句话说,对于拥有强烈英语情结的我来说,披头士音乐是我能听懂的音乐中唯一高档的东西。如果这些都受到这位朋友的轻视,真让我在他面前无法立足。

屋子的门开了,看来是御手洗回来了。我能听见他走进卫生间洗手的声音。(他这个洗手动作经常进行,平均每天要做好多次。他常说要人如其名。)此刻他径直穿过起居室进了自己的房间,也许是已经在外头吃过饭了,因此对厨房一点也不感兴趣。这么一来我又多少感觉有点寂寞,心情相当复杂。他关上房门后就听不到里面有任何动静了。平时他的屋里经常能传出不带扩音器的电吉他声,但今天却什么也听不见。看来他脑子里想的全是别的事,心思没有放在音乐上。

我把耳塞式耳机塞进耳朵里,开始听披头士乐队的专辑《奇异的旅程》 <a id="zhu4" href="#zs4">[4]</a> 。最近这张专辑以及《白色专辑》 <a id="zhu5" href="#zs5">[5]</a> 系列的第四张唱片,除了那首《革命之九》外,我都很爱听。

不可思议的是,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最近一有空我就听披头士乐队的曲子,可是一直没想到过,今年是一九九○年,恰好是约翰·列侬被枪杀的第十个年头。而且那件事正巧也发生在十二月。我心里暗暗吃了一惊,因为这件事我以前完全没想到过。

我还记得事情发生的那一天,好像是一九八○年的十二月八日。那时我认识御手洗已经三年了,一起搬到马车道来住也已经过了两年。这么看来我和他的交往已经很久了,披头士音乐也是和他一起住以后才慢慢熟悉的。

那年十二月的这一天,御手洗让我帮他买些立体声收音机的零部件,因此我一个人到了秋叶原的电器街。按照他的购买清单,我在电器街上逛了大半天,直到傍晚才回到马车道的家里。我刚推开门就从御手洗口中得知约翰·列侬的死讯。看来列侬的死让他受到很大的刺激,正交叉着双臂在默默地思考着什么。其实谁得知这个消息大概都会这样,一时几乎无法相信这是真的。然而我当时并不像现在这么熟悉披头士乐队,也没有那么入迷,因此受到的打击还不算太大。换句话说,那时的我还不具备感觉深受打击的资格。这件突如其来的悲剧似乎和我关系还不大,并没有比其他人的死讯更让我吃惊。

列侬的死给予我的打击,是在经过了许多年,当我慢慢喜欢上披头士音乐以后才逐渐到来的。虽然这是个十分不幸的事件,但是如果考虑到八十年代那个史无前例的背景,我又强烈地意识到,当时发生这种事情从某种程度上说又是必然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在那个危机四伏的时代里,不用说是他,我自己随便哪天丢了性命也不奇怪。

总之,约翰·列侬的死留给了我许多感触。我或许错过了一个悲伤无语的时刻,一个和众多歌迷共同分担这个悲剧的打击而流泪的机会。我真正认识他,并产生狂热的崇拜晚了许多年;翻开他留下的照片,体验他逐步成长的辉煌并对他满怀尊敬也晚了许多年;真正感受到他的死带来的悲伤同样晚了许多年。简单地说,我喜欢上披头士的经历就是如此。而今天,十二月八日已经过去了,约翰·列侬去世十周年的日子,我就这样一个人静静地体会着。

4

我与御手洗之间的冷战二十三日为止还在继续。之前的几天里我和他甚至一句话也不说。如果我们是夫妻的话,大概就算是家庭内分居了,但是看来这么认为的只有我一个。

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根本没有机会再和他争论是非。每天上午十点,我起床出去活动时,我这位朋友已经出门了。我傍晚回家后就一头扎进自己的屋里,把门关上不出来,到我快要睡觉时才听见他回来的声音。我甚至连和这位自私的同居伙伴见上一面,为他的不讲情面争执一回的机会也没有。

看起来御手洗似乎特别忙,我有时都怀疑他是否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无颜见我。但仔细想想又觉得不像,他并不是那种做事老让人担心的人。也许在他看来仅仅只是要做的事情太多而已,连被我骂过什么话他都没往心里去。

那位姓佐久间的高中生之后还来过几次电话,就当天的活动流程和我商量。他提出当天派人到家里来接我,但我考虑到自己又不是那么有身份的人,加上I街道市民会馆的地点我认识,所以虽然距离不算太近,我还是告诉他会自己走过去。于是他告诉我:“那样也好,当天的音乐会定于晚上五点开始,预计要持续三小时,那么请石冈先生下午四点半到旁边的小礼堂来宾登记处。”他还说当天会在那间借来的小礼堂等我。

说着说着,他突然放低了声音,小声问了我一句:“御手洗先生现在在家吗?”看来他真的很想和御手洗说上几句话。虽然御手洗冷淡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但他对御手洗的喜爱仍然没有改变。我对御手洗相当了解,如果不和他一起生活的话,看到的净是他好的方面。我告诉他御手洗出门去了。对方说了声“是吗?他果然还是不能出席了吗”,明显地表现出很遗憾。至于御手洗那种恶劣的态度,我是决不会让他知道的。

他告诉我,这场音乐会虽说是由高中生们筹办的,但出席的听众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学生家长,也就是参赛乐队的亲友团。我想如果这样的话,开幕式的演讲就不能随便乱说。他还提到,这次演出的乐队中有四个是由美国人学校的学生组成的,而且评委里除了石冈先生外都是外国人,学生家长中也有许多外国人,所以希望在演讲时能夹杂着说一些英语。我一听就有点急了,马上就回绝了他的请求:“开……开什么玩笑!这根本就不可能,我不会为准备讲话去受那份罪!”

随着音乐会开幕的日子越来越近,我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里反复练习开幕致辞。我先在稿纸上把想说的写下来,记住以后再背出来。一想到开幕当天脚下黑压压一片观众的脑袋,我就慌得忘了该说什么,慢慢地连食欲也没有了。我一想这样下去可不行,于是打定主意还是拿着稿子当场念,不要管形象好不好看了。

即使这样,我还是想到了一个问题:作家中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善于演讲呢?许多作家往往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许多人也认为演讲是作家工作当然的一部分,我对于这一点却怎么也不理解。作者和读者一样不过是普通人,不是说能出几本书,自然就会在人前滔滔不绝地讲上半天。我只要想到这种场面,就紧张得像要死了一样,哪怕只三十秒钟的开幕致辞(实际上也许都用不了那么长)就已经把我吓成这样了。

我想,我这一辈子大概是学不会作什么演讲了。这么说来,我也许不适合当作家。不,不是也许,而是真的不算什么作家。我根本就当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充其量只能把我的朋友御手洗的工作记录下来,为他的推理过程作一番注释。我并不具备领导能力,也不会人模人样地召集一伙人,向他们灌输思想和主张。在这一点上我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我肯定可以这么说。

终于熬到了二十三日的早晨。因为过于紧张,前一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好。仅仅是在开幕式上说几句话我就紧张成这样,要是换成正式的演讲,还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想起来就让人害怕。

时间已经到了上午十点左右,平常这个时候早就已经起来了,因为我晚上没睡好,所以还想再躺一会儿。我把脑袋裹在被子里,就这么闷闷不乐地躺着,再出睡不着了。不知为什么,我这间小房间没有窗户(也许以前住过的是位摄影家,故意把窗户堵上后做成暗室了),想睡懒觉倒是正合适。平常这么一躺下去,就能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但缺点是很难知道外头天亮了没有,赶上必须起早的时候就难受了,所以我在房间里准备了两个闹钟。

我在半睡半醒中躺了好久,突然隐约听见有人敲门的声音。我渐渐清醒过来,蒙眬中不知道这声音是真的还是在做梦。我睁开了眼,但没起身,顺手打开了床头的电灯开关,两眼盯着天花板。再次听见咚咚的敲门声,我这才知道不是在做梦,于是急忙跳了起来。由于天气还冷,我披上床头柜上的睡袍就跑了出去,边跑边喊着:“来了!来了!”

我打开房门一看,门外站着一个瘦瘦的黑人。我吓了一跳,担心来人不会说日语,但转念一想,既然这儿是日本,生活在这儿的人不可能一点儿日语都不会。

来人戴着一副墨镜,身上穿着一件看起来很高档的皮夹克。比起其他外国人来,他个子不算太高,看起来高矮也就和我差不多。我首先想到的是今晚要举办的音乐会,也许来人与此有什么关系。但看来看去又不像,起码他的岁数已经不适合当中学生的家长。虽然黑人的岁数从外貌很难判断,但来人肯定已经是个老人了。

“啊!”我向他招呼了一声,由于太紧张,我还缩了缩脖子。他脸上没有笑,只是用沙哑的嗓音朝我“嗨”了一声。接下来我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来人嘴里吐出一大串英语。我实在一句话也听不懂,十二月大冷天里居然急出一身汗。我不但听不懂他所说的话,甚至连听清他发的音都很难。因为他的嗓子哑得厉害,每句话都像是费了很大的劲从喉咙里挤出来似的,说话时呼吸很困难,好容易才吐出几个字。别说他说的是英语,就算说的是日语我也无法理解。听了半天,我竟一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就像个傻子似的呆呆站着,他也只好无奈地苦笑着摊开两只手。他的动作多多少少伤了我的自尊心,让我再次跌落到自卑的深井里。我知道这种时候自己可能会做出一些不正常的举动,因此尽最大努力稳住自己。听不懂英语是我自己的错,这件事怨不得任何人。

突然,他向我身边伸出一只手,这个动作吓了我一大跳,一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把手按在门把上拧开了门,又探身向屋里瞧了瞧。他的身上散发出一阵高档法国淡香水的气味。

接着,老人把手搭在我肩膀上,微微对我笑了笑,又慢慢地歪了歪身子,意思似乎是说:算了,没办法,回去吧。由于过度紧张,直到这时我才想起来,他该不是找御手洗来的吧?想到这里,我问了一句:

“你来找御手洗吗?”

不用说,我问的是日语。但看来他听懂了,“嗯”了一声,还点了点头。

“你稍等!我到他屋里看看就来。”

我还是说着日语,边说边往御手洗房间跑去。为什么这么简单的英语都忘了怎么说,简直不可思议。我使劲敲了几下门,但是屋里没人应答;推开房门一看,屋子里没有他的身影。

一边淌着汗,我一边快步跑回大门旁。我不知道怎么来告诉他,愣在那里手足无措。

“啊!不在,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不在,他不在!”

我尖叫般反复说着,还使劲地挥着手,做出的动作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正在这个时候那家伙回来了。

走廊里传来一声爽朗的招呼声,御手洗那熟悉的脚步声正从楼梯方向传来。黑人老头嘴里不知说了句什么,急忙走下楼梯向他迎去。看到他的出现,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这才觉得双腿发软,几乎要虚脱了。

御手洗和黑人并肩进了屋子。看起来两人的岁数整整差了一辈,但关系却很亲密,似乎是早就认识的老朋友了。御手洗用英语给我作了介绍。这时黑人才摘下了墨镜,露出极为犀利的目光,我被这样的目光震慑住了。这种目光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简直就像是印度预言家。这时我才想到,这位老人之所以要戴墨镜,主要是想遮住这双鹰一样锐利的眼睛吧。

我被他看得脸红心跳,低下了头。这时他伸出右手想和我握手,这个和外貌不相符的亲切举动出乎我的意料,我只能呆呆地伸手和他握了握。他仿佛把我的心理变化看了个透似的,对我微微笑了笑,但笑着的时候目光仍然那样锐利。不知为什么,被他注视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他又轻轻拍了拍我的左臂,对我的恭敬态度似乎很有好感。我知道自己很难在生人面前大大方方地说话。

御手洗请他坐在沙发上,那个黑人用略显蹒跚的脚步向沙发走过去,然后慢慢地坐了下来。

“石冈君,帮我泡杯红茶来!”

御手洗声音洪亮地对我这样说。听口气这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我一听反而从紧张中解脱了出来,竟忘了还在和他赌气的事,马上一溜小跑奔向厨房,专心致志地为他们泡起茶来。

我把盛着茶杯的盘子端上来的时候,他们俩正说着什么事。茶喝了一半左右时,他们似乎谈完了话,一起站了起来。看来他们两人又要一块儿出门去。老人向我抬了抬手算是告别,我又不知所措地畏缩着低下了头,不知是表示不用谢我的茶,还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反正当时我除了这个动作,几乎忘了还能有任何其他的表示。

大门“咚”的一声撞上了,屋子里又恢复了令人窒息的宁静。我感到虚脱似的坐在了沙发上,这才发现自己还穿着睡袍。呆呆坐了一会儿后,我又想起了刚才的事,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正确的英语。“请稍等”应该是“Just moment”,可现在想起来已经太晚了。我脑中又冒出一句:“My friend is out now!”如果那时候能想起来多好,现在再想它有什么用?一到想起来没用的时候,英语单词反而一个个地冒出来,这让我十分懊恼。就这样,这两句“Just moment”和 “My friend is out now”,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弄得我脑袋直发晕,又悔又急。(顺便说明一下,准确地说应当是“Just a moment.”)

我记起来了,御手洗说过二十三日有个朋友要从美国来,看来就是这位黑人吧。因为他早就和他约好了,这才没法给高中生们的音乐会当嘉宾。看来今天两人像是得在东京和横滨逛上一天了。这几个钟头里他们到底会上哪儿,去干什么呢?来人是什么人,为什么御手洗要这么重视他?这个朋友真这么重要,以致不顾高中生们的纯真希望和我的友情,非要整天陪着他?从外表上看,也许来人不是一般人,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理解御手洗为什么要这样做。

紧张感慢慢消除了以后,我又重新记起了对这位朋友的怨恨。因为其中掺杂着对自己刚才不争气态度的不满,而使这种怨恨更加复杂。刚才来了人时一筹莫展,见到他回来后竟有了一种解脱感,心里一高兴就什么都忘了,摇头摆尾地跟在他后头,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起自己刚才的行为,气就不打一处来。

但是冷静下来后我又想了想,这种气多半应该对自己生。我不得不承认那些错确实都怪我。并不是御手洗答应人家后又反悔,他和那位黑人原本就有约在先。答应别人后又没做到的倒是我自己。真正见到御手洗的客人后,我才终于认识到这一点。虽然不知道客人的身份,但是对方毕竟是老人,而且身上透着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威严。

事已至此,我只能尽全力帮助学生们把今晚的音乐会办好。御手洗的日程已经定下来了,硬要他出席看来是强人所难。既然不能指望御手洗,我所能做到的只有自己尽力把他的一份补上,尽量减少哪怕一点点的失误。

5

我来到I街道市民会馆小礼堂的接待处。在写着“学生团体自治音乐会”大字的横幅下,摆着一张铁皮桌,旁边坐着三名女学生,桌子上还放着些宣传品。看起来学生们都很拘束,很紧张地忙碌着。虽然他们没有穿校服,但是一看就知道都是高中生。

女学生的身后站着两三位男孩子。我走近时他们一齐转过身来微微对我行了个礼。其中一位男孩急忙绕过桌子来到我面前,他是位皮肤白皙、身材瘦小的年轻人,眉清目秀,看上去显得很小。从他的样子上,绝看不出他已经读高三了。

“您就是石冈先生吧?”他开口问道。

和我一起进来的人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几位年纪也和我差不多。其他人都走近桌子递上门票,请女学生撕了一角后拿了张宣传品就默默进去了,在这些人中间他认出了我。

“哦,是的,我就是。”

听我这么说,他马上说道:“我叫佐久间。”接着又把我介绍给了其他同学。学生们都站了起来对我行礼,使我觉得不好意思,似乎他们把我当成校长一样的人物。佐久间从桌子上拿起一张宣传品递给我。我打开一看,“评委石冈和己(作家)”也赫然印在上面。我回想起上午接待外国人的那一幕,不由得冷汗又冒了出来。

I街道市民会馆共有大小两间礼堂。小礼堂大约能容纳三百名观众,小而紧凑,装饰得很漂亮,我十分喜欢。以前我曾经来这里听过几回讲座,都是些不大出名的文化界人士举办的,顶多坐上一半的人,显得十分安静。

因此既然这场音乐会是在这间小礼堂开,我原先估计出席的观众人数顶多不过如此,加上演员都是高中生业余歌手,或许出席的人比我估计的还要少。但是我随佐久间从后面进入会场后,发现虽然距离演出时间还早,里头已经基本坐满了,而且和我差不多时间入场的观众还在不断进来。我不禁大吃一惊,看来今天显然要满座了。据佐久间介绍说,今晚还有报社记者来采访。我不禁害怕得腿有些抖,不管如何努力抑制,心里已经开始紧张了。

台上的幕布还没拉开,所以看不见舞台上的布置到底如何。陪在我身边的佐久间君介绍说,舞台后方搭了架子,上面摆满了花盆和植物,看起来就和盆景展览差不多。我一想到一会儿就要站在上面,面对着黑压压的人头致开幕词,就觉得十分紧张,心虚腿软,也忘了该和他说些什么。我试图在脑子里把一会儿要说的话想一遍,可是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句也想不起来。我一想,反正也没关系,一会儿掏出稿子来照着念就是了。

佐久间君一直客客气气陪我说着话,从见到我开始,他就一直边说话边对我低头鞠躬。我想刚才自己的心虚一定被他发现了,心里觉得十分不好意思。虽然这样,我始终觉得他对我还是很感激,尽管御手洗来不了,像我这样的人能出席他也很高兴。

佐久间把我领到舞台前面的第一排,我的位置在面对舞台的最左边。我向右边瞧了一眼,只见排满了一行轮椅,足有二十多辆,显得十分壮观。每辆轮椅前都放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几张评分用的牌子。每张桌前还装有一个白色的电灯泡,我的座位前面也有。卡片上的数字写在白纸的正反两面,看来都是学生们手工制作的。

轮椅的后面是一排帮着推轮椅的人坐的椅子,其中有些是志愿者,也有残疾人的亲属。这些人里,日本人和外国人大约各占一半,他们的手就搁在轮椅后方的扶把上。我的目光所及之处,坐在轮椅上的都是外国人。他们的脑袋基本上都不能伸直,而是歪向两边。在我看来他们的样子既像在睡着,又像在强忍着巨大的痛苦,看了让人十分心疼。我想到为他们服务的志愿者们付出的艰苦劳动,不禁为他们的献身精神而深深感动。我觉得今天能参加这个活动实在有意义,而且暗暗下决心,今后也必须多为他们干些什么。

会场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下午五点了,我往身后扫了一眼,发现会场里已经坐满了人。一想到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我的心又不知不觉地咚咚跳个不停。突然有人轻轻拍了拍我的左肩,回头一看,佐久间正站在旁边的过道上。

“石冈先生,一会儿开始以后我先上去宣布开幕,然后您就从这儿的台阶上去,站到麦克风前面。”

他的话说得十分自然,看上去一点儿也不紧张。后来我向他的同学一打听,才知道他还是学校里的学生会长,平时经常在同学们面前讲话,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我只会反问他一句“咦,开始了”,就不知说什么了,心里的焦虑感逐渐升级,心脏狂跳的咚咚声连自己也听得见,甚至忘了答应一声或点一点头。

向我交代完后,佐久间就从那个台阶上了舞台中间。这时会场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那声音传进我的耳朵后,我马上又紧张起来,脑子里晕乎乎的不知道该干些什么,真想扔下他们偷偷跑回家去。

佐久间往麦克风前一站,热闹的掌声渐渐停了下来。他开始讲话,态度不慌不忙,就像在我面前说话时一样,声音和语调十分平静自然。我暗暗思忖着,讲话就得像他这样。

他正在说明举办这个音乐会的宗旨和目的,我看到他手上一张纸也没拿,完全是即席脱稿讲的,让我大为震惊,心几乎要跳到喉咙口来了。佐久间说起音乐会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然后又怎么一步步把它变为现实,其中大家经历了哪些辛苦,克服了多少困难,内容既风趣又生动。他的讲话经常引起全场的热烈反响,而每当这时我就更加担心,开始为自己糟糕的讲话技巧而畏缩。

他说到了这些身患残疾的学生平常所饱受的辛酸和痛苦,说到了个别人对他们的漠视和不关心,说到了他们自己转着轮椅上街的艰辛和劳累,说得既动情又不伤他们的自尊,丝毫听不出有半点紧张。我从心底感到佩服,甚至觉得既然他已经说得这么全面,就犯不着再请我上去啰嗦一番,让我上去讲话反而会对会场的气氛起负面作用。正想到这里,只听他话锋一转:

“今天,我们荣幸地请到了我们横滨的著名作家——石冈和己先生担任我们音乐会的评委。”

听见这句最让我紧张的话,各种复杂的感觉向我袭来,几乎让我直接昏过去。我既非有名也算不上作家,甚至连被人称为先生也不够格。

“下面,我们请石冈先生为大家致开幕词,有请石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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