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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渊之盟无疑具有宏观而开阔的历史意义——每年的三十万岁币换来了边境安宁，塞垣之下，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一派和平景象。直到西北西夏崛起后不断地扩张领土，边境和平的局面便再一次被打破了。
公元<a id="ch1-back" href="#ch1"><sup>[1]</sup></a>960年，后周禁军统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正式登基当上了皇帝，史称宋太祖。因其人由归德军节度使发家，归德军治所宋州<a id="ch2-back" href="#ch2"><sup>[2]</sup></a>，于是定国号为“宋”，史称北宋，同时改归德军为宋州<a id="ch3-back" href="#ch3"><sup>[3]</sup></a>。宋州由此成为大宋的发祥地，即“龙潜之地”，荣耀无比。
伴随着圣运，龙潜之地通常会同时有宝物祥瑞出现——如汉高祖刘邦在出生成长之地泗水边得到斩白蛇剑，该剑后来成为大汉镇国之宝；又如唐高祖李渊起兵于晋阳，在晋阳宫中得到玉龙子<a id="ch4-back" href="#ch4"><sup>[4]</sup></a>，视为大唐国瑞，帝帝相传。然大宋开国以来，始终不闻有瑞宝一说，是为罕事。
倒是宋州民间有种说法——传闻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先后出兵平定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国，所向披靡，凯歌高奏，如得神助，最终坐拥江山，是因为他得到了唐代名将张巡留下的兵法。
张巡，邓州南阳<a id="ch5-back" href="#ch5"><sup>[5]</sup></a>人氏，唐朝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进士，自小博览群书，有过目不忘之才。安史之乱时，叛将尹子奇率十三万大军围攻睢阳。当时叛军兵锋极盛，河北、河南均为叛军所据，唐军补给完全依赖于长江、淮河流域地区，守住睢阳，便能阻遏叛军向江淮方向深入，保证江南的完整。睢阳如若失守，运河交通便被就此截断，后果不堪设想，可谓“一城危，天下危也”。时任真源县令的张巡受命于危难之时，与睢阳太守许远合兵镇守睢阳，以区区六千士兵相抗，与叛军进行了殊死拼杀。
张巡虽是文人出身，却通晓战阵兵法，且用兵不依古战之法，指挥作战都是临敌应变，应机立办，先后导演出了火烧叛军、草人取箭、出城取木、诈降借马、鸣鼓扰敌、削蒿为箭、火烧蹬道等一幕幕精彩好戏。其以弱抗强，以寡敌众，在对抗中所表现出的计谋智慧，已经达到《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的境界，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令人叹为观止。
虽然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睢阳保卫战最终因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敌众我寡而失败，但它却仅以区区两县几千兵力，坚守要塞长达一年之久，有力地遏止了叛军南下，为大唐王朝反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当时的翰林学士李翰等人认为：“张巡蔽遮江淮，沮敌势，天下不亡，其功也。”
张巡在城破后被叛军残酷杀死，其“守一城捍天下”的壮举却很快传开，由此而名扬天下。为了纪念张巡，各地百姓自发建庙立祠祭祀。唐肃宗下诏追赠张巡为扬州大都督，封其为邓国公，史称张中丞，将其画像置于凌烟阁上；又免除张巡守卫过的雍丘、睢阳两城徭役、兵役两年。
随着光阴的流逝，张巡被日益神化：道教尊其为“保仪尊王”，成为收灾降福、惩恶扬善、统领神兵的大神；许多产茶之地视张巡为茶叶保护神，称之“尪公”，并定五月二十五日张巡生日这一天为“尪公诞”，举行“迎尪公”祭祀仪式。
张巡在民间尤其是宋州的地位如此崇高，甚至到了被朝野敬若神明的地步，即使后来出自宋州的赵匡胤成为大宋开国皇帝，声名也未能超过他。张巡当年以区区几千兵力坚守睢阳，共经历大小四百多战，斩叛将三百余人，累计歼敌人十余万，堪称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其用兵如神的故事早是家喻户晓。自唐代安史之乱以来，宋州当地一直流传着《张公兵书》一说——据称张巡在城破前将自己平生所学和用兵心得记录下来，制成一部兵书，委托心腹藏在一个妥善之处。然而，叛军攻破睢阳后大肆屠城，负责藏书的心腹也与张公一起死难，兵书下落遂成历史之谜。
不少人相信传说是真，来宋州寻求《张公兵书》者不绝于路。晚唐传奇英雄人物张议潮<a id="ch6-back" href="#ch6"><sup>[6]</sup></a>归唐后，到宋州祭祀同出南阳张氏的张巡，特意召来当地人询问张巡遗书一事。连远在敦煌的张议潮都是自小仰慕《张公兵书》，可见兵书一说流传如何之广了。
宋朝建立后，宋州一跃成为龙潜之地，关于太祖皇帝赵匡胤的种种神奇故事应运而生，不少均与张巡有关，最传奇的当数赵匡胤得《张公兵书》一事。无论传说是否为真，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原先唐朝时已经在宋州城中修建了纪念张巡、许远的双庙，历代均有修葺。大宋开国后不久，宋太祖赵匡胤又亲自下诏在南门外修建了忠烈祠，专门祭祀张巡一人，似是多少从侧面印证了传闻。
人们揣测赵匡胤之所以对兵书一事秘而不宣，一是因为他本人就是武人出身，有“名将”之称，不愿意再额外沾张巡的光，以免损害雄才伟略的形象；二来大宋自立国之日起，便是以“重文轻武”为国策，堂堂开国皇帝，总不能一边“杯酒释兵权”，一边公称镇国之宝是《张公兵书》。
然而，随着大宋对外军事上的节节失利，人们又开始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
大宋虽轻而易举地结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使中原又归一统，但这种统一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它非但没有取得汉唐的极盛武功，甚至都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土统一，中国始终存在着多个政权并立的状况——南有大理，西有党项，北有契丹，以及后来的女真和蒙古——此即所谓的“金瓯缺”<a id="ch7-back" href="#ch7"><sup>[7]</sup></a>。多政权并立的复杂局面一直贯串着整个大宋王朝，由此造成中原始终处在外族的威胁之中，外患最为强烈。
大宋立国之时，北方契丹人创建的辽国已然十分强大，国土面积甚至远远超过了中原。尤其是后晋皇帝石敬瑭为求得军事援助，主动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燕云十六州所处的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一直是中原的屏障，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石敬瑭的出卖之举，等于是将北边险要之地拱手让给了契丹，整个中原地带门户大开，以骑兵见长的辽国军队可以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一直到大宋京师开封，八百里平川，中间没有任何关隘和险要之地可以阻挡骑兵大兵团的冲击。无论谁执掌中原政权，都会感到强大的压力和深重的危机。因而赵匡胤一当上皇帝，便信誓旦旦地道：“今之勍敌，正在契丹。”可见，在大宋开国皇帝的心目中，早已经将辽国视为可怕的劲敌。
然而在几次意图收复燕云十六州未果后，赵匡胤意识到辽国此时已坐大一方，早非昔日的游牧部落。即使宋军能够如愿以偿地夺回燕云，却并没有从根本上伤及辽国的军事实力，战争的策源地依然在契丹一方，辽国随时都可以发起反扑。而宋军一旦出兵，需同时从河南、山东之地征调大批兵饷，兴师动众，远远不及契丹直接从蒙古、辽东南下方便。因而，纵然有收复燕云之地的雄心，赵匡胤还是采取了隐忍防守的姿态，下令在开封附近广植树木，以此应对契丹铁骑疾驰而至的威胁。
甚至，赵匡胤还想到用一种更为消极的方法来收复燕云十六州——不是靠武力，而是靠金钱。为此，皇帝一改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抑商”的传统，宣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大肆鼓励商业和经济，以此博民富，并在内府库专门设了一个“封桩库”，相当于一个专款专用的小金库，赵匡胤还说：“俟满五百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打算等到小金库的钱积累够一定数量了，就用这些金钱去赎回燕云十六州的失地，“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