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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开法式落地窗,穿进去,关好它,然后走过房间,站在那张床前。她依旧沉眠不醒。她仍然鼾声如故。我用手背轻触她的脸颊。潮乎乎的。她微微挪动,莺语呢喃。然后她叹息一声,又将头埋入枕中。没有鼾声,没有深度昏迷,没有不省人事,因此服药没有过量。
她总算跟我说了一次实话,而对其他的事情,她还是讳莫如深。
我在梳妆台最上层的抽屉里找到了她的皮包。它的背面有一个拉链口袋。我把她的那沓旅行支票放进去,然后检查其中的物品,寻找信息。拉链口袋中有一些挺括的纸币、一张圣菲县<a href="#m003"><sup>[3]</sup></a>的列车时刻表、那只先前放车票的小皮夹、火车票的票根,以及普尔曼式豪华列车的订座单据。从华盛顿特区到加州圣迭戈,她一直住在第十九节车厢的E号卧房里。没有信件,没有任何东西能确认她的身份。大概是被锁在行李箱里了。皮包里则主要都是些女人携带的物品:口红、粉盒、零钱包、几枚银币,还有几把钥匙,跟一只黄铜做的小老虎挂在一个钥匙圈上。一包看起来装得满满的香烟,封口却已经打开了。一片火柴纸板,上面的火柴只用了一根。三条没有绣上姓名首字母的手帕,一小包指甲砂锉,一柄美甲表皮刀,还有某些描眉用品,一把装在皮套里的发梳,一个装指甲油的小圆罐,一本小型通讯簿。我急切地抓起那本通讯簿。里面一片空白,根本没有用过。皮包里还有一副镶金边的墨镜,装在一只眼镜盒里,盒子上没有名字;一支自来水笔,一支金色的小铅笔,总共就这些了。我把皮包放回当初我找到它的地方。我走到桌前,拿了一张酒店的信纸和一只信封。
我用酒店里的钢笔写道:“亲爱的贝蒂:非常抱歉,我还不能死呢。明天再跟你解释。拉里。”
我将纸条装进信封里封好,在信封上写下贝蒂·梅菲尔德小姐的名字,然后把信丢在地上,扮成像是从门底下塞进来的样子。
我打开门,走出去,关好门,回到消防楼梯上,然后大喊一声:“见鬼去吧!”再摁铃叫电梯。电梯没来。我又摁一次,而且摁住不放。电梯终于上来了,一个睡眼惺忪的墨西哥小伙子打开电梯门,冲着我打了个哈欠,然后朝我抱歉地咧嘴一笑。我也咧咧嘴,回以微笑,但什么都没说。
面对电梯的柜台前空无一人。那个墨西哥人坐在一张椅子上,我还没走出六步远,他就又睡着了。每个人都昏昏欲睡,只有马洛除外。他夜以继日地干活,甚至连费用都不收。
我驱车开回朗齐奥·戴斯坎萨多,在那儿也没瞧见有人醒着。我眼巴巴地瞅着床铺,却还继续收拾行李——把贝蒂的枪压在最下层——拿十二块钱放进一只信封,出去时将信封连同我的房间钥匙一起塞进了办公室的门缝下面。
我把车开到圣迭戈,还掉了租来的汽车,在车站对面的一家小馆子里吃了早饭。七点十五分,我坐上一列挂有两节车厢的内燃机车,一路马不停蹄地直接赶往洛杉矶,刚好在早上十点整到站。
我乘出租车回到家,刮了胡子,冲了个澡,又吃了一顿早餐,还一边浏览了早间报纸。大约十一点钟,我给办公室打电话找克莱德·安姆尼先生,那位律师。
他亲自接了电话。弗米利耶小姐可能还没起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