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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直不说话的玛尔斯突然叹了口气,这在众人原本的吃惊中显得极为突兀。我问他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玛尔斯说他是为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叹气的。中国从四千多年前的尧帝时代开始,就已经设有专职的进行“观象授时”的天文官;各大文明中,我国对太阳、月亮、行星、彗星、新星、恒星,以及日食和月食等方面的记录最为全面,我国甚至是最早记录太阳黑子的国家,神话中的“三足金乌”就是对太阳黑子的典型描述;我国在历法上的成就也十分辉煌,从二十四节气、最早的“四分历”,到南宋时期的“统天历”,再到元代的“授时历”,均比其他地区领先数百年。天文仪器方面,从最古老的用来测量日影长短的土圭,到西汉时的浑仪,到东汉时张衡创制的世界上第一架利用水力的浑天仪,再到元代郭守敬先后创制和改进的简仪、高表、仰仪等众多天文仪器,我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很可惜的是,从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开始,中国在各方面都逐渐落后了,这其中当然包括天文学。直到近代,在充分接受西方天文学之后,中国的天文学研究才逐渐有了起色。现在月球上有了以中国人命名的环形山,也有了以中国人命名的小行星,这都是近代以来无数天文学者持续努力的结果。
不过没想到玛尔斯是如此感性的一个人,今天他的表现让我对他的印象彻底改变了。之后我们和玛尔斯聊到了他之所以研究天文学史尤其是中国天文学史的原因,原来一切都是源自一起不大不小的争论。玛尔斯除了对天文学十分了解之外,对中国古代文化也有一定兴趣,所以他经常会去各种历史博物馆参观。
有一次他去省博物馆参观,在殷商时期文物展厅前逗留的时候,遇到一个外国人正用蹩脚的中文和旁边的中国友人说话。这些话不经意间也进了玛尔斯的耳中,却直接让他火冒三丈。原来那个外国人话里的意思是夏商的历史都是不存在的,这些所谓文物都是中国人伪造的。那个外国人又说了各种理由,比如夏商从来没有准确的纪年,关于夏商时期的历史基本上都来自传说。他甚至说《史记》关于夏商的记载都是杜撰的,因为除了《史记》,后世根本没有关于夏商的记载。更让他恼火的是,旁边那个中国人却一直点头哈腰连连称是,连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玛尔斯气昏了头,本想前去理论一番,可随即还是理性占了上风。他知道,他根本没有任何用来反驳的证据。那次不折不扣的挫败感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直到后来,玛尔斯有机会参加了一个天文学的讲座,做讲座的是中国一位著名的天文史学家。讲座中,那位天文史学家刚好提到了中国古代典籍所记载的星象的作用,比如其中一个例子是关于武王伐纣具体时间的判定。《淮南子》中有记载:“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我国已故的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先生根据计算认为,这里提到的彗星就是著名的哈雷彗星,而那次哈雷彗星回归的日期是在公元前一〇五七年三月十四日。
听到这里的时候,玛尔斯就像被电到似的,他此时才知道反驳那个外国人的方法。如果史料中记载的各种星象和现代天文学方法所计算的相符,也就能说明史料的真实性了;反之,也能通过史料中记载的星象,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发生日期进行断代。如果玛尔斯当时就已经知道这个的话,现在也不会这样遗憾了。所以从那之后,玛尔斯就开始接触天文学史了,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史,他想让更多的人在了解天文学的同时,也能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辉煌的天文学成就。
而玛尔斯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至少通过这两天和他的接触,我已经对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问坐在一旁年龄只有十岁的普鲁托有没有听懂,他先是点点头,随后想了想,又使劲摇着头。看着普鲁托这可爱的模样,我们所有人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