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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翻起来收进墙里，卧室就变成了会客室。斯佩德接过布丽吉特·奥肖内西的帽子和大衣，请她舒舒服服地坐进一张软垫摇椅，然后打电话给贝尔维迪饭店。凯罗还没从剧院回来。斯佩德留下他的电话号码，请接线员通知凯罗，一回来就给他打电话。
斯佩德坐进桌子旁的扶手椅，没有铺垫，没有任何形式的介绍词，直接开始向姑娘讲述数年前发生在西北某处的一件事情。他音调平稳，语气就事论事，既不强调什么也不停顿，偶尔重复一个句子，只是稍微改一改说法，就好像完全按当时的情形讲述每一个细节有多重要似的。
刚开始，布丽吉特·奥肖内西听得不怎么专注，对他讲的故事似乎并不感兴趣，更惊讶于他在讲故事这件事本身。她更好奇的是他讲故事的用意，而不是他讲的这个故事。然而随着故事逐渐推进，她渐渐被吸引住了，听得全神贯注、一动不动。
塔科马有个叫弗利特克拉夫特的男人是做房地产的，某天他走出办公室去吃午饭，然后再也没有回来。那天下午四点他本来要去打高尔夫，结果没能赴约，但那场球是他去吃午饭前半小时主动约人去打的。他的妻子和孩子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妻子和他的关系据说很好。他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分别是五岁和三岁。他在塔科马城郊有一幢屋子，他有一辆崭新的帕卡德轿车，成功的美国生活的其他生活用品也一应俱全。
弗利特克拉夫特从父亲那儿继承了七万美元。本人在房地产业做得风生水起，失踪时名下财产有二十万美元左右。他的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但也有不少未结事务，这足以说明他没有为失踪做好一切准备。举例来说，他失踪后的那一天原本有一笔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买卖要签约。所有证据都表明他离开时身上顶多有五六十美元。尽管可能性本来就不大，然而仔细梳理他过去几个月的生活之后，也排除了他染上了秘密恶习甚至有了另一个女人的嫌疑。
“他就这么消失了，”斯佩德说，“好像你张开手，攥紧的拳头就不见了。”
说到这儿，电话铃响了。
“你好，”斯佩德拿起话筒说，“凯罗先生？我是斯佩德。你能来一趟我家吗？邮政街，就现在。对，我认为有必要。”他望向姑娘，咬住嘴唇，然后飞快地说，“奥肖内西小姐在我这儿，想和你谈谈。”
布丽吉特·奥肖内西皱起眉头，在椅子里动了动，但没说什么。
斯佩德放下电话，对她说：“他几分钟就到。好，那是1922年的事情。1927年，我在西雅图的一家大型侦探事务所工作。弗利特克拉夫特夫人走进来，说有人在斯波坎见到一个男人，很像她丈夫。我赶过去。确实就是弗利特克拉夫特。他在斯波坎住了好几年，化名查尔斯·皮尔斯——他本来就叫查尔斯。他经营一家汽车行，每年收入两万到两万五，有妻子和新得的儿子，在斯波坎城郊有自己的住所，季节合适的时候，下午四点以后经常去打高尔夫。”
斯佩德没仔细说他发现弗利特克拉夫特后做了什么。他们在达文波特旅馆斯佩德的房间里谈话。弗利特克拉夫特毫无负罪感。他离开前一个家庭时留下了能让他们过上好生活的财产，他的行为在他眼中完全合乎情理。他唯一觉得伤脑筋的是他不知道能不能让斯佩德理解其中的情理。他从没向任何人讲过他的历史，因此也没考虑过该如何讲明白这个情理。现在他只能试试看了。
“我倒是理解了，”斯佩德对布丽吉特·奥肖内西说，“但弗利特克拉夫特夫人始终没有。她觉得莫名其妙。也许确实如此。总而言之，结局也挺好。她不想闹出丑闻，而且被他狠狠地戏弄了一把之后——这是她的看法——现在她也不想再看见他了。他们悄无声息地离婚，皆大欢喜。
“他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去吃午饭的路上，他经过了一幢正在建设的办公楼——刚有个空架子，一根房梁之类的东西从八层还是十层楼掉下来，砸在他旁边的人行道上。擦着他身子过去，没碰到他，但崩掉的一块水泥飞起来打在他脸上。只蹭破一块皮，但我见到他的时候脸上还有块疤。讲到这儿，他搓了搓伤疤——感觉挺有感情的。他说他吓得呆若木鸡，但与其说是胆寒，还不如说是震惊。他觉得就像有人揭开了生活的盖子，让他看里面的齿轮。
“弗利特克拉夫特一向是个好市民、好丈夫、好父亲，不是因为外部压力，仅仅因为他这个人总是随遇而安。他受到的就是这种教育。他认识的也都是这种人。生活在他心目中是一种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讲理性、负责任的事务。但此刻一根坠落的房梁告诉了他，生活从根本上说完全不是这样的。他，一个好市民、好丈夫、好父亲，有可能在从办公室到餐馆之间的这段路上被一根坠落的房梁从世上抹掉。这时他明白了，这样的意外有可能要了一个人的命，他能活下来只是出于侥幸。
“但让他心神不定的并不是命运的不公平：起初的震惊过后，他接受了现实。让他心神不定的是当他用理性梳理自己的事务时，他发现自己脱离了生活的步伐，与生活变得格格不入了。他说从坠落的房梁走了还不到二十英尺，他就知道除非他能调整自己适应刚瞥见的这个人生真相，否则他就将永远不得安宁。吃完午饭，他已经找到了调整的方法。一根坠落的房梁有可能意外结束他的生命，那么他也可以通过出走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他说，他爱他的家人，程度在他看来和以前一样，但他知道他留下的钱足够赡养他们，而他对他们的爱还不至于让分离造成多少痛苦。
“当天下午他就去了西雅图，”斯佩德说，“然后坐船去旧金山。他游荡了几年，然后回到西北地区，在斯波坎定居结婚。他的第二任妻子长得不像第一任，但还是同一种人。你知道的，高尔夫和桥牌打得不错，喜欢尝试新沙拉食谱，就是那种女人。他并不为他做的事情感到抱歉。在他看来相当合乎情理。我觉得他甚至没意识到他自然而然回到了他在塔科马迫不及待跳出去的那种生活方式里。不过这个故事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点。他调整自己适应了房梁坠落的现实，后来房梁不坠落了，他又调整自己适应了房梁不坠落的现实。”
“真是太有意思了。”布丽吉特·奥肖内西说。她从椅子上起身，来到他面前，站得离他很近。她的眼睛睁得很大，眼神深邃。“叫他来这儿会让我处于多么不利的境地，我想我就用不着告诉你了，但这是你的选择。”
斯佩德微微一笑，连嘴唇都没分开。“对，你用不着告诉我。”他赞同道。
“而你也知道，假如不是百分之百信任你，我绝对不可能让自己落到这么一个地步。”她的大拇指和食指转动着他蓝色外衣上的一颗黑色纽扣。
斯佩德说：“你又来了!”声音里带着嘲讽和无奈。
“但你知道确实如此。”她坚持道。
“不，我不知道。”他拍了拍拧纽扣的那只手，“我问你我凭什么要相信你，这才是咱们来这儿的原因。别弄混了。再说你也没必要相信我，只要你能说服我相信你就行。”
她审视他的脸，她的鼻孔在颤抖。
斯佩德大笑。他又拍拍她的手，说：“现在就别担心这个了。他很快就到。你先和他谈完，然后咱们就知道各自的立场了。”
“你愿意让我用我的方式和他打交道吗？”
“随便你。”
她把手翻到斯佩德的手底下，手指贴着他的手指。她柔声说：“你真是上帝派来的。”
斯佩德说：“别演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