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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在档案室那边吗？”大象问。
“嗯，身份证我查了，是真的。”周昊拿出手机，“我当时拍了下来。”
我看了身份证照片，再对比哑巴常理较年轻时的照片，发现这两个人不像同一个人，“感觉这不是常理本人。”
“啊？”周昊边对比照片，边说，“都不是同一个时期的照片，当然有一些差别了。”
“脸型会变，五官会变，”我说，“但五官的比例不会变，整容都很难改变。这个身份证的人，像哑巴常理，但我认为不是他，你看这两个五官的比例，没看出不同吗？”
“单靠身份证上的一寸照，很容易将人混淆，但是我们现在沿用的识别法仍旧是人眼，用肉眼分辨五官比例，是很难看出来的，这对犯罪分子来说是个漏洞。”大象又说，“我也分辨不出这两副长相的差别，不过我同意阿雷的看法，毕竟他是图像记忆大师。”
“不信将两副五官放大重叠在同一个画面上，就能看出两者眼睛的间隔的差别，还有嘴鼻连线的角度也不对。”我说，“我怀疑这是别人的身份证。”
“这是张真的身份证，”大象补充，“只不过这张身份证上的常理可能是另外一个人。调查一下这个常理的身份，看看能不能对得上凶手的家庭组成。从这些老照片上推测，他是单亲家庭，只有一个母亲，结过婚，生有一个儿子。他应该爱母亲，不然不会留存有多张母亲的照片，而来此地隐居，应该是两个原因叠加，先被女人背叛，女人可能将儿子带走，强烈的恨意让他将女人的脸孔划掉。之后母亲去世。他离开家乡，有人称他六年前就来过这里，狗是三四年前养的，假定他34岁的时候来这里，偷身份证是要为犯罪做准备，为什么要等这么久？”
“在离家之前，他会不会已经有罪在身？比如将妻子杀害。偷身份证预防检查。”我说。
“有这个可能性，”大象说，“但是，从这些划掉脸部的照片上看，他对妻子仍有非常强烈的恨意，如果把人杀死了，已经报了仇，理应不会带着这么深的恨意了。”
“看来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搞清哑巴的真实身份。”周昊说，“如果身份证真的是哑巴偷的，那他势必接触过被偷人，找出真的常理，问他曾经有没有接触过一个哑巴，或许能有突破。哪怕没有接触，哑巴是同村人，或者邻近人的可能性也会很大。根据你的画像一筛，很容易找出他。”
“就怕不会这么顺利。”大象眼睛看向某处，没有焦点，回过神来，“我们再来想想哑巴常理——先把他叫作常理，犯罪的动机。”
“他做了一整套法术的步骤，将尸体暴露在树林中，是为了续命。”大象说，“但犯罪之后却自杀了，这跟他的动机相悖。”
“他发现我们怀疑到他，怕会被抓住，畏罪自杀呢？”我问。
“畏罪自杀的话，也太早了点。”周昊说，“犯罪之前，他就已经做好了自杀的打算，给宠物狗店主一万块寄养费，还有吃了一顿丰盛晚餐。之后我们对他只做了一次例行口供，还没掌握证据呢，我们第二次去找他，他已经上山自杀了。一般畏罪自杀都是到了无法摆脱嫌疑的时候。”
大象说，“他冒了这么大的险杀人做法，是因为自己命不久矣，需要续命，说明他的求生欲很强，发现警察怀疑他，正常的反应是逃跑，结果却不是。我认为我们一开始的动机推错了。”
“他杀人并不是为了达到某种邪术目的？”
“对。”大象说，“绝对不是什么续命，我们一开始推测之所以在树林作案，是因为树林的地点符合风水要素，其实不是，在我看来，是因为这个地方，能让骇人的凶杀案快速被游客发现，传播开来。凶手的动机，是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大范围传播‘恐惧’。目的实现之后，他就在这个无人问津的地方自杀了，他不会预料到我们能找到这个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