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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格兰特答道，“但我能猜。”
“是吗？你猜是哪个？”
“左起第三个。”
“罪名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真的一无所知。”
长官饶有兴味地看着他。当那一男一女无法做出任何指认而离开后，队伍散乱开来，人们整理衣领、拉扯领带，准备回到街上、在应招为法律服务后重新返回自己的日常世界。唯一没有挪动的是左数第三个人，他顺从地等在那里，等着看守将他带回监牢。
“了不起！”督察长说，“十二分之一的概率，而你做到了。干得不坏。他把你的人从那一伙中挑出来了。”督察长向当地的巡官解释道。
“你认识他吗？”巡官有些惊讶地问道，“据我所知，他没有前科。”
“不，我从没见过他。我甚至不知道指控他的罪名是什么。”
“那是什么让你挑中了他？”
格兰特犹豫了，生平第一次分析起自己作选择的过程。这不是理性判断的问题。他从没说过：“这个人的脸有这样或那样的特征，所以他是嫌疑人。”他的选择几乎出自直觉，选择的理由只存在于他的下意识中。在下意识的世界里沉思一番后，最后他脱口而出：“他是十二个人当中唯一脸上没有皱纹的。”
他们笑了。一旦将自己的想法亮出来，格兰特倒看清了自己直觉的运作方式，也看出了后面隐藏的道理。“听起来很没道理，但其实不是。”他说，“脸上完全没有皱纹的成人只可能是一个白痴。”
“弗里曼可算不上白痴，至少在我看来不算。”巡官插话道，“他是个极其精明的家伙，相信我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白痴是没有责任感的。衡量一个白痴的标准就是看他能否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站在那一列中的十二个人都是三十多岁，但只有一个人长着一副不负责任的脸。所以我挑选了他。”
从那以后，在苏格兰场里这成了一个善意的笑话：格兰特可以“观相识人”。助理专员曾经揶揄他：“别告诉我你相信这世上存在所谓的‘罪犯面孔’，巡官。”
格兰特回答说“不”。他并非如此单纯。“如果世界上只存在一种犯罪，这倒是有可能的，长官。但犯罪的类型就像人性一样变化多端，如果一个警察试图将面孔分类，他会被淹没的。在任何一个下午五点到六点在邦德街走一趟，你就能知道纵欲过度的女人一般会长成什么样子。可是，伦敦最臭名昭著的女花痴看起来却像个冷冰冰的圣徒。”
“最近可没那么圣洁，这阵子她酒喝得太多了。”助理专员说，他一下就猜出那位女士是谁，话题随即转开了。
然而格兰特对面孔的兴趣始终未变，并进而发展成一种有意识的研究，一种对不同案件的记忆和比较。正如他曾说过的，将面孔进行分类是不可能的，但描述单个面孔的性格特征却是可能的。举例来说，在某场著名审判的翻印文献上，与案件有关的主要人物的照片会为满足公众的兴趣而被公开，从没有人怀疑其中哪些是被告、哪些是法官。偶尔也有这种情况：某个辩护律师看起来似乎与被告席上的囚犯站错了位置，归根结底，辩护律师不过站在人性的断层上，与这世界上其他人一样容易被爱欲与贪念左右。但是，法官具有一种特殊的气质，一种绝对的正义与超然。所以，即便不戴假发，也没有人会将他与被告席上的人搞混，后者既缺乏正义也不够超然。
虽然是被人从自己的“安乐窝”中拉出来，玛尔塔的那位詹姆斯显然在工作中找到了乐趣，他所挑选的罪犯或他们的牺牲品让格兰特颇享受了一番，直到矮冬瓜把茶端进来。当他将图片整理在一起、准备收进床头柜时，手指摸到一张陌生的图片，那张图片从一开始就滑落到他胸前，所以整个下午都不为人知地躺在被罩上。他捡起来，审视着。
这是一个男人的画像。一个头戴天鹅绒帽、身穿十五世纪末开衩紧身上衣的男人。他三十五或三十六岁，瘦削，胡子刮得很干净。他的衣领缀满了珠宝，正准备将一枚戒指戴到右手小指上。可是，他的目光并不在戒指上，而是茫然地望向空中。
在格兰特下午看过的所有画像中，这张最为独特。仿佛是那名画家曾经试图将某种东西搬上画布，而他的才能不足以将其转化为绘画语言。那双眼睛中的神情——那种最吸引人也最具个人色彩的神情——超过了他的能力所及。嘴部也是如此：他还没学会如何让一对如此之薄又如此之宽的嘴唇具有动感，那对嘴唇因而成了一块死木，完全失败。他最成功之处在于对脸部骨骼构造的刻画：突出的颧骨，颧骨下的凹陷，以及大到明显缺乏力度的下颌。
格兰特没有急于将画像翻转过来，花费了更长时间研究这张脸。一位法官？一名士兵？或是一个王子？他惯于拥有权力，而且对自己拥有的权力尽职尽责。他过于自省，悲天悯人，或许还是个完美主义者。这是一个从容谋划大局、却拘泥于细节的人。一个胃溃疡的准患者，而且自幼健康状况不佳。在他脸上烙刻着童年痛苦遗留下来的难以言表却一望可知的印记，或许不如跛足者脸上那么明显，但同样无法逃过人们的目光。画家对此完全了然，并以绘画的语言将之再现：略显浮肿的下眼袋（正如贪睡的孩子）、皮肤的质地，以及呈现在一张年轻面孔上的老人神态。
格兰特翻过画像，寻找说明文字。
画像背后印着：理查三世。国家肖像画廊收藏。作者佚名。
理查三世。
原来这就是他了。理查三世。驼背人。儿童故事中的怪物。纯真的摧毁者。邪恶的同义词。
格兰特翻过画像再度审视。这些就是画家描绘这双眼睛时想传达的？从这双眼睛里，他看到了一个着了魔的人？
格兰特躺在床上，长久地注视着那张面孔，尤其是那双不同寻常的眼睛。眼形狭长，内眼角距离很近；双眉微蹙，传递着那种出自过于自省的烦恼。初看似乎在凝视，观察久了却会发现它们实际是在逃避，几乎有些心不在焉。
矮冬瓜回来收茶具时，格兰特仍在研究那幅画像。他已经多年不曾有这样的经历。相比之下，《蒙娜丽莎》只不过是张海报。
矮冬瓜检视着格兰特依然洁白无瑕的茶杯，熟练地用手掌试了一下茶壶的温度，板起了脸。她的意思很明确：与给他送茶却遭到漠视相比，她远有更好的事可做。
格拉特将画像举到她面前。
她会怎么想？假如这个人是她的病人，她的诊断是什么？
“肝病。”矮冬瓜的回答很干脆。她拿走了茶具，高跟鞋咚咚作响地表示着抗议。她的制服浆得笔挺，金发卷曲。
然而，与她擦肩而过的和蔼而随意的外科医生却有另一番看法。他接过画像，打量着，审视很久后说道：
“脊髓灰质炎。”
“小儿麻痹症？”格兰特说。他忽然想起理查三世确实有条萎缩的胳膊。
“这是谁？”医生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