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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他是怎么知道的，”诺亚对卡洛说，“他认罪了？”
事发时根本不需要认罪，也不需要任何证据，因为他手上就拿着陆军少校冯·格鲁博纳的公文箱，有这一点就够了。
诺亚无声地咒骂着冗长的翻译。卡洛·皮佩尔诺非常享受翻译这个角色，并且努力让自己发挥最大的效用。他费了好大的劲说明陆军少校冯·格鲁博纳是谁、做了什么。
这位陆军少校是驻扎在台伯河的德军装甲部队统帅。但和其他德国军官不同，冯·格鲁博纳狡猾得像只狐狸，他举止优雅，左右逢源。其他军官枪不离手，他则整日拿着公文箱，一个有着帅气金饰——一只标志他那伟大家族的双头鹰——的黑色皮箱。箱子里装着钱，一卷一卷的钱，一包一包的里拉，全是钱，一看就知道总数不菲。
平心而论，冯·格鲁博纳是个勇气与智慧兼具的人。他总是独来独往，看不起那些保镖常伴左右的人。他手上提着一箱钱，嘴上挂着微笑，自信满满地招摇过市。
“说白了，”他会这么说，“我们都是生意人，你和我。我们都追求实际，讨厌麻烦。把制造麻烦的人清除，一切就都好了，对不对？哦，我就是来做生意的，看看这些钱，很美吧？你们要做的不过是开个价，再告诉我那些麻烦制造者在哪儿，大家都开心。开个价，就这么简单。”
然后他会在你面前打开那个箱子，让你看到那些钱，告诉你这些钱都可以给你。那不单是钱，更是命。你可以在物资紧缺的日子用这些钱买些救命的食物，也可以为你的妻儿买个暂时避难所，可以再安全地多活一天。那就是命啊。每个人都想活下去，而生的希望就装在那个有双头鹰金饰的黑色小皮箱里。
但只有一个人屈服于诱惑。三名游击队员被捕后的第二天，有人看到埃策希尔·科恩拿着那个箱子在小巷里狂奔，像个被猎狗追赶的兔子。只有埃策希尔·科恩，这个虔诚、高贵、骄傲的男人屈服了，不久他就为背叛献出了生命。
维托·利维所说的话需要翻译，话中所带的情绪可不需要。还有围在诺亚身边的人群，全都安静地看着他，他们的感受无须用语言表达。但对警探诺亚·弗里曼来说，这个故事还不够完整，多年的办案经验告诉他大多数人相信的不一定是真相，他需要证据，证据更能说明问题。
“问问他们，”诺亚对卡洛说，“谁看到埃策希尔·科恩拿着那个箱子了？”卡洛话音刚落，利维就竖起大拇指，狠狠地戳了戳自己的胸膛，然后环顾四周，指了指站在人群外围的一个男人，男人举起一只手，站在他旁边的一位妇女也举起手，接着又有人举起了手。
三位目击证人，四位，五位。足够了，诺亚想询问每一个人。完成这个有些难度，在卡洛的帮助下，诺亚凭借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拼凑出了事情的全貌。他们都住在门廊街，那天晚上很热，闷热得睡不着觉。于是他们全都靠在窗边，所以看到医生在下面的街道上朝马切罗广场狂奔，胳膊下面夹着那个皮箱。不是他的医药箱吗？不不，是那个有金色双头鹰的。他们看到了医生带着沾满血的钱，并愿意以后代的生命发誓没有撒谎。
午休时间，诺亚得到了艾尔菲拉夫人的许可，以出去走走为名，拉着罗珊娜来到纳沃纳广场的一家咖啡厅。借着一杯金巴利酒，他将调查结果对她娓娓道来。
“目击证人。”她尖刻地说，“你觉得目击证人说的都是事实吗？”
“至少那些人说的是实话。不过有时事情并不像你看到的那样，真相与所见之间存在差异。”
“那你怎么发现其中的差异？”
“通过问更多的问题。比如，你父亲住在犹太人区吗？”
“战时确实住在那里。”
“根据我的街区地图显示，马切罗广场在犹太人区外面。他为什么要抱着箱子往那儿跑，放回家不是更安全吗？更奇怪的是，他为什么不把钱转移到其他工具里，偏要拿着那个人尽皆知的箱子？还有，给他钱的人为什么要连同箱子一起给，那应该是件私人物品吧。如果你公正地看待这件事，就会发现还有许多疑点。”
“所以你的想法是……”
“我没有任何想法。首先，我想搞清楚这些问题，为这起不合理的事件寻找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在这方面有一个人可以帮上我的忙。”
“谁？”
“陆军少校冯·格鲁博纳本人。”
“可你怎么找到他呢？那件事过去这么久了，他可能已经死了。”
“也可能没死。而只要他没死，就会有办法找到他。”
“可这必然很麻烦，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在诺亚心里，此时她看他的眼神已足够让他甘愿付出时间和精力。两人四目相接时她脸红了，这表明她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这种事我在行。”他说，“再说，这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发挥专业能力。”
“你不准备回警局继续工作了吗？可你是个很棒的警探，真的，你不觉得吗？”
“哦，我很棒，还很诚实，”他说，“尽管大众舆论不这么觉得。”
“别这么说，”她生气地反驳，“你很诚实，我知道。”
“真的吗？哦，那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观点一致。不管怎样，眼下最重要的是找到冯·格鲁博纳在哪儿——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之后咱们再看。对了，你知道事件发生当天的日期吗？有人看到你父亲拿着箱子的那天。”
“知道。那是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我不可能忘记这个日子，弗里曼先生。”
“诺亚。”
“当然，”罗珊娜说，“诺亚。”
把她送回家庭旅馆后，诺亚径直去了警察总署。他用自己的警官证做通关门卡，叫开了警局的大门，最终得以和蓬齐亚尼警监私下密谈。这位温文尔雅的英俊男人听埃策希尔·科恩的故事听得入了迷，之后他冲诺亚滑稽地扬了扬眉毛。
“你对此事感兴趣？”
“完全是个人兴趣。其实我都不确定是否有权来麻烦你。”诺亚耸了耸肩，“不过我觉得来军方或政府机构能避免那些程序……”
警监做了个手势，意思是别管那些没用的军方规定和政府机构的繁文缛节。“不不，你来这儿算来对了。咱们是同行，不是吗，先生？我们就像兄弟，因此，如果你能告诉我有关这位陆军少校冯·格鲁博纳的所有信息，我可以和德军联系，如果他们知道什么有关他的消息，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知道。”
“不久”意味着接连几日的等待，诺亚看得出来，这几天罗珊娜过得很痛苦。每过完一天，她的紧张便增加一分，也更期待他给出肯定的回答。可是，要找到这个德国人谈何容易？远隔万里，况且他很可能故意躲藏起来，不让别人找到。即使奇迹发生，他们找到了他，要怎么开口询问呢？他会不会告诉他们她父亲确实有罪？
“有这个可能，”诺亚边说边怜惜地抓着她的手，“你要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不会的！不，不会的。”她激动地反驳，接着又没那么确信了，“他有可能撒谎，对不对？你知道的，他确实有可能撒谎。”她的话让诺亚战栗，罗珊娜太紧张了，她紧紧地抓着他的手，就像一个迷路了的孩子——这一切让他不禁怀疑自己试图拯救埃策希尔·科恩灵魂的举动是不是太过分、太冒险了。一旦失败，事态会急转直下。他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已带着一半兴奋和一半悲哀的心情意识到，自己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姑娘。而能否赢得芳心似乎完全仰赖他能不能帮她父亲洗清名誉。真的有可能像罗珊娜说的那样，埃策希尔·科恩的灵魂还在台伯河岸边徘徊，等待安息吗？要是这一天永远等不来怎么办？
当艾尔菲拉夫人说有警局打来找他的电话时，诺亚几近虔诚地接过了听筒。
“是我。”他说。
蓬齐亚尼警监言简意赅地说，“哦，弗里曼先生，有关冯·格鲁博纳陆军少校的事越来越奇怪了。你能来我办公室一趟吗，我想你和聊聊。”
在警监办公室，蓬齐亚尼开门见山道：“那件不愉快的事件确实发生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没错吧？”
“没错。”诺亚回答。
“这些，”警监边说边伸出一根手指，轻敲面前的一沓文件，“是德国当局提供的有关时属驻罗马装甲部队陆军少校阿洛伊斯·冯·格鲁博纳的报告。据这份报告记载，他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六日抛下部队，携巨额军饷潜逃，至此销声匿迹、人间蒸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