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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每个人的一生都存在决定命运的那一天。那一天可能由坐在纺车边、一边纺织命运丝线一边咕咕哝哝、浅吟低唱的命运三女神<a id="zhu1" href="#zs1"><sup>[1]</sup></a>选中；或者，可能由虽然运转缓慢，但无时无刻不在转动的上帝的命运之轮决定。那一天可晴可雨，或暖或寒，很可能已经降临，我们却不自知，甚至要靠日后回想才有所察觉。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天。而如果结果令人悲伤，倒不如不去回想探究。你会发现任何事都会伤人，并且是无谓的伤害，因为事到如今，尘埃落定，什么都改变不了。
我发觉这里存在逻辑解释不通的地方，接近神秘主义。当然，这一观点会引来时髦的驱魔人或拿着水晶球唬人的半吊子的耻笑，而那些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及社会工作者会用独特的专业术语告诉你，他们相信有办法控制决定时间、地点、事件——每个人必然面对的那一天——的背后力量。但他们都错了。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也都是事后才明白。
具体到这起案子——“案子”这个词用在这里十分恰当——是关于一个我三十五年未见的男人被谋杀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三二年夏日里的某一天——确切地说，是一九三二年夏日里的某一天傍晚，在布鲁克林的大街上。那天之后我们便各奔东西，从此没再见过面。
那时我们都才十二岁，我会清晰地记得那个日子，是因为第二天我们全家就搬去曼哈顿了。那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可怕的是，日后我仍清楚地记得道别时的场景，以及最后说的话。现在我明白了，那一天正是那个男孩的“命运日”。生死之际，正如人们常说的——尽管那枚要命的子弹三十五年后才爆炸。
我是从报纸的头版头条得知这起谋杀案的，当时我妻子正一边看那份报纸一边吃早餐。她举着报纸，尽管有部分折叠，但没遮住头版刊登的恶心照片，我看见了，一个男人倒在车内驾驶座上，满脸鲜血，双目圆睁，嘴巴微张，保留着与恐怖暴虐的死亡相抗争时的样子。
这幅照片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耸人听闻的标题——球拍店老板遭枪击身亡——也一样。实际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吃吐司喝咖啡的时候是不是该看些更让人开心的。
接着，我的视线被图片下方的说明文字吸引，惊讶得差点儿把咖啡杯扔了。报道称，死者名叫伊格内斯·科瓦奇，布鲁克林区一家球拍店的老板，昨晚——
我从妻子手中抢过报纸，贴近研究那张照片，妻子惊恐地看着我。不会有错的。尽管我上次见到伊格内斯·科瓦奇还是小时候，尽管照片里的他变成了一团血肉模糊的死人，但毫无疑问就是他。而最可怕的部分是，看上去他旁边的坐椅上似乎放着一袋高尔夫球杆，这些高尔夫球杆将我的记忆带回到曾经。
妻子的声音又将我唤回现实。“哦，”她温柔地抗议道，“我正看一篇有关沃尔特·温切尔<a id="zhu2" href="#zs2"><sup>[2]</sup></a>的报道，看到一半呢……”
我把报纸还给她。“抱歉，看到这张照片让我大受打击。我认识他。”
她的双眼因为感兴趣而亮了起来，发现自己身处——哪怕只是间接关系——某件丑闻的中心。“真的吗？什么时候的事？”
“哦，在我们一家还住在布鲁克林的时候。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孩子。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
妻子又习惯性地挖苦道：“真不得了啊，我不知道你小时候还和问题儿童混在一起。”
“他不是什么问题儿童。事实上——”
“别这么较真嘛。”她不在意地冲我温柔一笑，又回到有关沃尔特·温切尔的报道上去了，很明显，那篇报道比我说的话更新鲜刺激。“不管怎样，”她说，“我不会太在意那件事的，亲爱的，毕竟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确实过去好多年了。那是可以在大马路上踢球的时代；一九三二年，布鲁克林的郊区很少能看到汽车。而贝斯海滩，我们居住的地方，更是郊区中的郊区。对面是格雷夫森德湾，乘电车往东几分钟就是科尼岛，要去戴克高地及其高尔夫球场更是只要往西步行几分钟就到了，这几处之间都隔着还没被房地产开发商发现的荒芜草甸。
因此，正如我所说，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在大街上踢球，丝毫不用害怕汽车。黄昏降临时，你可以看着街两边的煤油灯依次点亮，或者躲在位于第八大道的消防站后面，运气好的话，就能看到消防车拉响高声警笛，穿梭在大街上，水管迅速对准着火点，从碾压轮喷嘴中喷出水柱。又或者，运气好的时候，你可以高高跳起，跟着骄傲地划过天际的双翼飞机奔跑。
这些都是我夏日里的活动，和伊格内斯·科瓦奇一起，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邻居。他家是一幢两层楼的木屋，外墙刷着朴素的油漆，和我家差不多。贝斯海滩的大部分房子都这个样，房前有个小花园，房后有个小院子。在我们这个街区唯独一幢例外，位于街角，外形招摇，属于新搬来的罗斯先生。那幢房子很大且外墙刷着白浆，简直是幢大楼，四周是宽阔的草坪，车道尽头是刷了白浆的可容下两辆车的车库。
那条车道引发了我和伊格<a id="zhu3" href="#zs3"><sup>[3]</sup></a>的无限遐思。上面不时停着罗斯先生的轿车，一辆灰色的派克，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我们。那辆车不单远看漂亮极了，走近看更是壮观得如同火车头，即便只是静静地停在那儿，也能让我们感受到雷鸣般的震撼。后车座外有两个踏脚板，一上一下，方便上车。说实话，就我们所知，这附近还没有哪辆车像派克这么气派。
因此，一旦发现它停在车道上，我们就悄悄靠过去，妄想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踏脚板。但我们从未得逞。车边总有人看着，不是罗斯先生本人就是车库另一边的住户。每次都是顺着车道走不到几码，房子里或车库里的人就会推开一扇窗，接着就是嘶吼般的威胁。把我们吓得转身就逃，争先恐后地跑出车道，才能逃离他们的视线。
这种事我们不常做。第一次看到这辆车时我们正在散步，发现它纯属偶然。加上本能地认为邻居们都是好人，因此一开始没能听懂那些恐吓的话。我们就站在原地，惊恐地看着罗斯先生，直到他突然从窗边消失，接着出现在我们面前，一把抓住伊格的胳膊。
伊格试图挣脱但徒劳无功。“放开我！”他恐惧地高声尖叫，“我们什么都没做！放开我，否则我会去告诉我爸爸，那你可就惨了！”
罗斯先生似乎不以为然。他不停摇晃着伊格——这并不难办到，在同龄人中伊格也算是又瘦又小的——我则站在原地，仿佛脚下生了根，移动不了分毫。
附近确实住着几个暴躁的邻居，如果我们在他们的房子前面弄出点噪声，他们就会把我们赶走，但从来没有人像罗斯先生这样对待我们。事发时我曾猜测过，大概因为刚来此地，他还不知道这儿的人的行事习惯。如今回想，我认为事实八成就是这样的。然而无论具体原因是什么，这场风波都足够把伊格吓得又哭又叫，同时提醒我们以后再靠近派克时要小心谨慎。但车子的吸引力太大了，慑于罗斯先生的恐怖威胁，我们俩就像两只兔子，在狩猎期横冲直撞。还好幸运女神大部分时候都站在我们这边。
我不希望这些往事给大家留下我们俩曾是坏孩子的印象。对我来说，法律条款非常重要，并且很年轻时就明白对善良、爱好和平，同时腿脚不那么灵光的人——这三点在我身上都有着夸张的体现——来说，最好的生存法则是不越雷池半步。而伊格的缺点是容易冲动、行事鲁莽。他就像水银一样不稳定，不安分，爱搞恶作剧。
那时流行每周最后一天老师对每位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估，然后根据得分重新分配座位——表现最好的学生坐在第一排，次好的坐在第二排，以此类推。我认为据此能最好地描述伊格这个人，他的座位不是在第一排，就是在第六排。大部分学生顶多移动一排；伊格则要么冲到第一排，要么沦为羞耻的第六排，然后下一周星期五又突然爬至顶峰，回到第一排。很明显，科瓦奇先生在知道儿子这种糟糕的情况后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不是身体上的惩罚。我曾问过伊格，他说：“不，他没打我，只对我说别犯傻这类的话，还有，嗯——你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