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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伯尔曼街是一条尘土飞扬的很宽的马路，在驶过皮克区后的一段路上。一三五四B号是这条马路路南一座黄白色楼房楼上的门牌。另外一个门牌是一三五二B。这座楼房的入口有一个棚廊，楼下两户人家的大门各在棚廊一端，遥遥相对。我按了半天一三五四B的门铃，一直没有动静。我仍然不住手，因为我知道在这种住宅里一定会有一位好奇的邻居从哪扇窗户后边往外窥视，迟早他会出面搭话的。
果然，一三五四A的门开了，一位目光明亮、个子不高的女人站在门里边看着我。她一定刚刚洗完头，卷曲的黑头发上别满了卡子。
“你找蒂格尔先生？”她尖声问道。
“先生、太太都成。”
“他们昨天晚上度假去了。很晚才走的，装了一车东西。叫我告诉送牛奶的和送报的都别送了。他们走得匆匆忙忙，好像是突然决定的。”
“谢谢你。他们开的是什么车？”
“你是他们的朋友吗？”这位邻居显然起了疑心。她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算了，没关系。”我说，“我们只是想把钱要回来。他们开的车早晚我们会弄清楚的。”
女邻居似乎还想跟我说点儿什么，但是我已经回到我的汽车旁边。我上了车，向好莱坞方向驶去。
我的办公室里没有人等我。我打开里面一间屋子的门，开开窗户，坐在椅子上。
又一天已经快到尽头，屋子里空气凝滞、沉闷，外面街上驶向归程的汽车轰轰鸣响。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捧着一杯酒，检查这一天寄来的邮件。四张商业广告，两份账单，一张从圣罗莎一家旅馆寄来的漂亮的风景明信片。去年为了办一个案子我曾在这家旅馆住过四天。一个名叫皮博迪的人寄来一封用打字机打的信，自称能根据嫌疑人的笔迹核定该人精神特征，并按照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说明该人属于哪一类型。这封信里还附寄了一个贴好邮票的信封叫我回信。
我把邮票撕下来，把信封同信扔在字纸篓里。但转而一想，在这个世界上靠弗洛伊德学说混饭吃也不容易。于是我又取出一个新信封写好皮博迪先生的姓名地址，拿出一张一元钞票，夹在一纸白纸里，在纸上写下“这是我最后的捐助，下不为例”。我签了名，把信封好，贴了邮票。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装好烟斗，坐在椅子上抽烟。没有人进来找我，没有人打电话来，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没有人关心我是死了还是踏上一次长途旅程。
街上汽车的吼叫声逐渐平静下来。天空变得暗淡。西方可能布满了红霞。离我住的地方一个街区远的一幢楼的楼顶上，一只霓虹灯过早地闪烁起来。楼下小巷一个咖啡厅的排风扇轰轰隆隆地转动个不停。一辆货车在巷子里装满东西，倒车出去，吼叫着驶上大街。
最后，最后，电话铃响起来。我拿起话筒，听到一个声音说：“是马洛先生吗？我是肖先生，布里斯托尔大楼。”
“肖先生，你好吗？”
“我很好，谢谢，马洛先生。有一位年轻小姐想进你的住所去。我不知道她有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肖先生。不是我请她来的。她告诉你姓名了吗？”
“啊，是的。她姓戴维斯。梅尔·戴维斯小姐。她现在——我怎么说呢？紧张得快歇斯底里啦。”
“让她进去吧。”我很快地说，“我十分钟就回去。她是我的一个主顾的秘书。找我谈一件公事。”
“好吧。我要不要——陪着她坐一会儿？”
“随你便吧。”说完了我就把电话挂断。
盥洗室的门没有关着，经过门口时，我在镜子里看到我的一张肌肉绷紧、神情激动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