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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犯人在三家银行都是单独现身，不可能在领钱时找别人代劳。调查本部认为，笔迹也符合犯人的年龄及教养程度，因此判断来兑换支票的就是犯人本人，进而决定将侦查方针锁定在“从笔迹找犯人”。
以出现在这四家银行的男人都是同一人为前提，加上此人既没有特殊口音，服装和态度亦不带土气，三处犯案地点也挑得谨慎，警方觉得不像是外地人能做出来的。而且帝银事件与安田银行板桥分行事发只隔了一天，犯人却以完全不同的一套衣服出现，警方研判，此人应为东京都内的居民。
于是，警方四下打听，企图从安田银行板桥分行案发在场客户中寻找目击者。同时考虑到犯人可能是搭都营电车去银行的，便在都电巢鸭营业所张贴此人的肖像，请求司机与车长协助。日后更将嫌犯的长相与外形概括为“承包商”。之所以会出现“承包商”这个推论，乃是来自于目击者提供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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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要说一下调查本部向全国各警局发布的“帝银事件搜查纲要”。读者看过这个，想必就很清楚调查本部起初假定帝银案犯的形象了。
刑搜一第一五四号之六。昭和二十三年二月七日。
刑事部长
帝银毒杀事件搜查纲要概括指示
针对帝银毒杀事件，深信同仁必然已进行过数次调查，为了加深认识以期彻底搜查，兹检附搜查纲要概括如下：
一、走访都厅、区役所卫生课、防疫课（组）、各保健所、医院、医师、药剂师，以及其他医疗防疫相关者，调查是否有人收过松井蔚或山口二郎的名片。
二、从下列对象中搜寻与嫌犯肖像神似者。
（一）医师、齿科医师、兽医、寿险公司保险医师、药剂师及各类医学、化学、药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校教师、学生、药品制造者或贩卖者，乃至药品批发商或曾从事该职者；
（二）进驻军中的口译员、事务员、工友或曾任该职者；
（三）银行行员或曾任该职者；
（四）在水灾地区从事防疫工作者；
（五）战后自海外归国或返乡官兵中熟悉医疗工作者；
（六）曾自医院、诊所、药局等处获得氰化物，或企图得手者；或基于职务可经手这类物品者，以及出入这类物品加工厂与制造处的人。
不仅再三颁布这种搜查纲要和批示，搜查本部还联合审视这几起事件，找出其中的共通点。作出如下通告：
综合前述三案后，发现下列诸点一致，判定应为同一人所为。
一、地点。三次都位于都心外围，火灾后幸存的住宅区或商店街里的小型银行。
二、犯案时间。第一次是星期二，第二次和第三次是星期一。选择星期一，可能是因为前一天放假，犯人算准当天银行来往的金额比较多。时间都是在银行打烊后内部整理之际，此时没有一般客户出入，现金也比较多，正是犯案的绝佳时机。
三、犯人的装扮。表面上毫无掩饰，但左臂戴有白布袖章，上面以漂亮的毛笔字写着“东京都防疫小组”或消毒小组，并附有东京都政府的标志或盖有方印，企图取信于对方。
四、使用印有职衔的名片。犯人均使用前述印有“厚生省技官”头衔的名片，分别是松井蔚及山口二郎，以骗取对方的信任。
五、犯人在言行举止方面的相同点。（A）刚处理过水灾灾区的防疫工作；（B）银行附近发生集体痢疾；（C）进驻军已接获报告，消毒小组奉帕克（或马克、霍内特、柯特雷）中尉之命驾车前来；（D）对病人调查之后，发现病患家属今天带钱来过该银行；（E）因此，银行的所有东西都得消毒；（F）消毒小组随后就到，一切都得保持原状，不可擅动；（G）询问今日是否运送过现金；（H）消毒小组赶到之前全体行员必须先服用预防药；（I）药分两种，喝下第一剂后，等一分钟再喝第二剂；（J）此药碰到牙齿会侵蚀釉质，所以有特定喝法；（K）犯人命众人把杯子集合，用类似滴管之物从他带来的药瓶中汲取药液滴入茶杯，犯人自己会率先示范服用。
不料，就在出现死伤者的帝银事件发生后第五十七天，坊间出现谣传，说搜查工作陷入僵局。调查本部激励专案小组与各分局，宣称本案证据“丰富”，不足为虑。从那时起，已可隐约看出军方人士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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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搜一第一五四号之九。昭和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刑事部长
关于帝银毒杀事件，在全国官民的莫大协助下，历经五十七天不眠不休的搜查，迄今仍未掌握能判定犯人的决定性资料。坊间已有谣传，似乎有人对外散播本案的搜查工作遇到瓶颈，专案小组陷入迷途。然而，事实是本案资料丰富，只因延期几周结案就做出如此悲观预测，实难令人心服首肯。
搜查本部不仅如此鼓舞下属警员，还添加了新的搜查纲要，如下：
一、从药学或理化学系毕业生、或具有该种职历、知识、技能、经验者中寻找嫌疑人。
二、从军方药品特殊学校、研究所及附属教导队、防疫给水队或曾隶属宪兵、特务机关者（主要针对尉官级以上）中寻找嫌疑人。
到了六月二十五日，搜查行动进入最后阶段。从刑事部长实名发布的搜查指示即可看出端倪，尤其是前半段文章，极富暗示性。
关于帝银毒杀事件，同仁们历经一百五十二天的持续搜查仍毫无倦色，连日搜查嫌犯并努力破案，成绩斐然，我在此深表谢意。专案小组也在旺盛的士气下持续搜查至今，因此得以将搜查范围大大缩小，并将部分搜查方针移至新的方向。（重点符号为作者加）
〇认为军方人士嫌疑最大的原因是：
第一，可以看出犯人对毒物的分量与药效极有把握。
犯人在帝银使用的毒药是氰酸化合物溶液，浓度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每个人分配到的分量约为五毫升。以化学成分推算，前述液体应含有零点二至零点五克的纯氰酸钾（或氰酸纳）。而氰酸钾的致死量为零点三至零点五克。由此可见，犯人企图以最小剂量（刺激）达成目的。另外，犯人将用来毒杀十六人的前述溶液仅装在一只容量为一百二十毫升的儿童用药瓶中，并用两毫升容量的滴管，分两次一点一点精确汲取毒液，注入每个人的杯中。可见，犯人对毒药的分量和药效极有把握。如果犯人没有强烈的自信，照理说应该会提高药物的浓度或增加药量，露出外行人的破绽。这点绝不能视为单纯的巧合。
第二，可以看出犯人对毒药的发作时间极有把握。
在帝银案中，第一剂与第二剂之间间隔一分钟。而这一分钟内犯人能完全掌控服药者。在这一分钟之内，咽下的毒药会在被害者体内产生独特的作用，对犯人来说应是极为重要的时间。
如果这段期间任由服药者自由行动，药效发作时他们说不定会冲出室外，或寻找救援，导致犯人的计划失败。因此，犯人要求服药者在一分钟喝完第二剂后才能去漱口或自由行动。这么做是因为犯人很有把握，知道那时就没问题了。换言之，犯人确信一分钟后，服药者就算马上发觉喝下了毒药，也来不及冲出去或另寻救援了。同时也是出于细心的顾虑，以免药效发作时受到对方的死前反击。
因此，可以判定犯人对毒药发作的时间有充分自信。
〇犯人携带的滴管被称为“驹込型”，主要用在细菌研究所和军方各研究所。铁盒的样式及大小也和战时军医野战用的携带型外料器材盒极为相似，由此可推知犯人的身份。
〇其次，是犯人的态度。就一举毒杀十六人的凶手而言，犯人未免显得太镇定，态度从容不迫。无论滴药剂还是测分量，手都没抖过一下。应答也很沉稳，因此才会无人起疑，甚至看起来像是大家自愿服毒。这种胆识与沉着，若说来自于犯人基于过去经历所产生的自信，应该不算不合理。
〇理清以上诸点后，部分搜查方针已转向军方，目前正在进行确实的搜查工作。
以上就是搜查本部当初勾勒的帝银事件犯人肖像。只要看过这些详细的搜查纲要及各项指示，就会明白当初当局的推测有多么精确合理，不得不说是颇为精彩的推理。
没想到，距离六月二十五日发布这项指示两个半月后，九月十四日发布的刑搜一第八八七号，竟变成“针对平泽贞通搜集调查资料的指示”，平泽这个画家就此登场。
搜查总部于八月十日对平泽开出逮捕令，等到平泽在北海道小樽被捕，进而移送东京，距离帝银事件已过了两百一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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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帝银事件的调查行动，刚开始应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在搜查纲要中，曾经反复提及帝银事件的真凶是医生或医疗相关人士，强调陆军卫生单位复员兵的嫌疑极大。当时总计约有五千名涉嫌人因这起事件遭到全国各地警察的调查，这些人都是搜查纲要中提过的医药业相关者。
可是，平泽贞通与医疗和药品业毫无关系，他只是一介画家。实在很难相信他会有那么丰富的毒药知识，并在帝银施展如此缜密的计划。
调查行动为何没有按照初期方针，坚持对旧陆军方面调查到底呢？警方逮捕平泽贞通的理由，是根据那张松井的名片与目击者指证的外貌相似。其中松井名片这项证据的薄弱，我已在前面提过。至于外貌，如果细读搜查纲要，文中曾再三强调，“有关犯人的特征，不能单纯听信目击者的证词，不可拘泥于此”——这句警告极有道理，不得不说非常明智。但是实际上，居木井警部补逮捕平泽的初衷，就是因为他的外貌与警方发布的拼贴照片很像。
平泽被移送至东京后，警方曾请银行的人过来指认。但说法不一，有人说像，也有人说不太像。关于这点，在此不再详述。人的印象有多不可靠，早在搜查纲要中就强调过——“过度依赖有关描述罪犯外貌的证词，将之视为关键证据的案子至今仍频频发生。正如再三提醒各位的，那只是一两个人的说辞，切不可全盘轻信。”（摘自“刑搜一第一五四之八”）。然而，警方却不顾这项警告，逮捕了平泽。
这起事件的直接证据除毒物外再无其他。支票背面的笔迹、不在场证明，以及名片，作证据似乎都嫌薄弱。比方说名片，不见得就是与松井交换过名片的人使用的，说不定是辗转落入第三者手中，后遭到恶意使用。还有支票背面的笔迹，说得极端点，究竟是不是帝银毒杀案犯人的笔迹都无法直接证明。也就是说，帝银事件的犯人和在支票背面写下“板桥三之三六六一”这个地址的人，说不定就是不同的人。很可能拿支票兑现的人是帝银事件罪犯找来的帮凶。至于容貌，就算有人说“神似”都不可尽信。这一点搜查纲要的注意事项中早已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