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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也和他一起散步。不知为什么，相对于眺望郁郁葱葱的风景，詹姆斯·培恩似乎更喜欢选择在黄金町或日出町这些运河沿岸的贫民窟附近散步。不然，他就去书画古董店逛一逛。
黄金町距黑暗坡有二十分钟路程，散步倒是合适的距离。但那时刚刚停战，就是大白天单身女子也不敢涉足那里，到处都是肮脏的流浪汉。他们在道路两旁或躺或坐，大多数都一动不动，他们都是因疾病、营养不良、战争创伤等原因到这里来等死的。事实上，的确有很多人死在这里。尸体扔在那里好几天也没有人收硷，有的长出了蛆虫，还有的干脆被推进运河里。因为内脏腐烂生出气体，把肚子涨得像气球一样，能在水面漂浮好几天。
当然这里不止有贫弱等死的人，也有很多“活力四射”的人。可以肯定，他们都是瘾君子和酒鬼。服用了兴奋剂的人眼神很奇怪，直勾勾地拉开架势和你说话，所以一下子就能判断出来他们都是什么货色。
当时运河沿岸的道路周边基本上是被火烧过的荒野，路两侧鳞次栉比地排列着简易棚屋。如果稍有一小块空地，立刻就有人在那里升起火来，火上架着一个黑漆漆的破锅，周围的瓦砾堆上坐满脏兮兮的女人和孩子，密密匝匝地围了好几层，死死地盯着锅里煮的东西。
现在的孩子似乎都会唱歌，至少一首，可是我那时从来没有听到过孩子们唱歌，唱歌的只有酒鬼。
被火烧过的贫民窟到处是垃圾泥垢，散发着世界末日般的恶臭，要不就是醉鬼吐出的污秽物，散发出烂柿子一样的气息。每当我跟着詹姆斯·培恩走在这样的街区里，就明显地感受到贫困与病痛的气息，那是战败者的气息。
那时，我总这样想，这场战争是男人们发动起来的，但最后谁也无法独善其身。现在看看空地上角落里那些忍耐着贫困屈辱的女性，我不也是她们之中的一员吗？！
并且，这种地方对我来讲，还有一个危险也来自于这些受害的女性。这里的街区就是在白天也有浓妆艳抹的女人围着外国人团团转，频送秋波。她们一看见我就死死地盯着，直到我从她们的视野里消失。如果培恩不在，她们就会对我大声咒骂，甚至扔过石头来。不，就算培恩在身边，她们也照骂不误，不怀好意地奸笑，仅仅是因为我干净漂亮。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不禁感受到作为一个女人的悲哀。
我问过培恩，为什么总是喜欢流连于这样的地方。危险不仅对于我，就是对于培恩也同样存在。培恩是战胜国的公民，往往成为这里的人们发泄愤怒的对象。有时就被一群面目凶恶的人围住，一言不发地对峙，我至今仍然担心他们会突然拳脚相加。
但培恩一点也不在乎，至少在外表上，绝对看不到他胆怯的样子。他就像真正的英国绅士一样昂首挺胸，气宇轩昂。
对于我的疑问，他是这样回答的：“我是个教育家。我必须了解社会底层的状况，知道这些事情对我来讲是非常必要的。”我深受感动。培恩这个人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天生的教育家。不仅如此，他还有一个体面的理由，他经常施舍贫困的人们。他拿着罐头和香肠，走进卧床的病人家里，送给他们。在漆黑的棚屋深处，他们会挣扎着爬起来，像遇见活菩萨一样对培恩双手合十致谢。
我总是心情忧郁，但是身临那样的场合，我的内心也不禁被感动得热乎乎的。詹姆斯·培恩最关心的莫过于孩子。在培恩的衣袋里总是装着巧克力或者口香糖，随时可以散发给脏兮兮的孩子们。所以，只要培恩一出现在街上，就经常有孩子聚集在他的周围。
我发现这个人真是喜欢孩子，其实浑身污黑的孩子并不可爱。通常情况下，你给他们糖果时他们是很温顺的、可是你如果不给，他们就会偷你值钱的东西。也有的孩子一看见我就口出污言秽语，可能是那些向占领军卖淫的“吉普女郎”<a id="zw1" href="#zhu1"><sup>[1]</sup></a>教给他们的。还有的孩子组成扒窃团伙，得不到糖果的他们笑嘻嘻地贴过来，对培恩的西装日袋拍拍打打，如果听到硬币的声音，只要一有机会，就把小脏手伸进去偷出几个钢蹦来。
可是此时培恩一点也不生气，反而笑着对我说：“看，多可怜的孩子啊！”
我觉得培恩根本没有愤怒这种情绪。英国人都这样吗？和培恩一起散步时，还有一件事令我挂怀。在日本人密集的人群里，如果他想先走过去，他绝不会用英语或日语说“对不起”、“请让一下”之类的客套话，而是理直气壮地用手杖插进入群中间，左右拨动开出一条通路来。
这样的动作根本就是没有把对方当成人，而是当成动物来对待，对作为日本人的我也是伤害，但是时间一长我也就习惯了。这恐怕是君临殖民地的统治者与生俱来的做派吧！
走过贫民窟，到了大街上，只要附近的店铺里传出歌声，我就惊恐莫名。
因为里面很可能聚集了小流氓和小混混，凶恶地跳将出来，看见我身穿漂亮的衣服，就用竹竿拍打路边的泥浆，或者用小石子扔过来。不然，就伸出手来勒索你。虽然这些日本孩子和在培恩学校里就读的外国孩子根本没法相比，但培恩一点也不嫌弃他们，真令人感慨。他曾施舍过一个污黑的小姑娘零钱，并笑呵呵地对我说：“瞧这孩子的脸蛋多漂亮，像日本人偶一样。如果送到浴室里洗一洗，用海绵擦去泥垢，肯定非常可爱。”
2
两位刑警回去了，我们和让一起围着大桌吃晚餐，谈到了藤并八千代的身体状况。
“恢复意识了。”让和照夫同时回答。
“已经能勉强站起来，甚至可以拄着丁字拐杖挪动步子。”照夫接着说。
“那太好了，能说话了吗？”我问。
“说话还不行，但是可以做笔谈。”让说。看来八千代的身体状况正在逐步好转。
晚餐后，御手洗向牧野夫妇问起了詹姆斯·培恩。牧野夫妇二人似乎仍不能忘怀培恩校长的照顾，对培恩极其推崇。他们说培恩仪表考究，通情达礼，对人体贴入微，言辞谨慎，从不失约。培恩虽然是战胜国的公民，但是对待日本人丝毫没有骄奢之气，尤其尊重日本的传统文化，对日本人非常和蔼。牧野夫妇说的这些虽然也可能有恭维的成分，但应该大致符合培恩本人的形象。培恩散步时经常路过牧野照相馆前，每次总是站住，观看照相馆里陈列的老照片。在那里边挑出几张要求加洗出来。虽然一句日语也不会说，但是培恩很聪明，就是没有翻译也能让人大致明白他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