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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伯格到底是干吗的？”
海明威把双手从方向盘上移开，朝窗外啐了一口：“这条街真不赖，你说是吧？房子不赖，花园不赖，天气也不赖。你肯定听说过一些关于坏警察的传闻，还是你压根儿没听说过？”
“听说过一些。”我说。
“那好，你认识多少警察能住在这样一条漂亮的街上，房前长着漂亮的草坪和花朵？我只认识四五个，都是风纪组的家伙，那帮人把油水全抽走了。像我这样的普通警察，只能住在贫民窟风雨飘摇的破房子里。你想去看看我住的地方吗？”
“你想说明什么？”
“听着，伙计，”大块头严肃地说，“也许你逮到我了，但那没什么用。警察并不是因为钱才变坏的——不经常如此，甚至很少如此。他们只是体制的一部分。他们到外面把人抓起来，只是为了向上头交代。另外，那种坐在漂亮的高级办公室里、身穿漂亮衣服、嘴里一股高档酒味道、嚼上豆蔻籽就觉得自己口吐如兰其实并非如此的家伙，说了也不算。你知道我想说什么了吗？”
“你们的市长是怎样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才算市长？当然是政客。你以为他说了算？别天真了。你知道这个国家出了什么毛病吗，宝贝儿？”
“我听说是冻结资金太多了。”
“人们不能按照本意诚实地活着，”海明威说，“这就是这个国家的毛病。要是你坚持原则，就会被骗到一无所有。你只能同流合污，否则就没饭吃。有一帮混账东西认为，我们需要的是9000个衣领整洁、手提公文包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别天真了，风气会把他们中的大多数弄得和我们一样。你知道我是怎么认为的吗？我认为应该把这个可怜的小世界推倒重来。就拿道德重整运动来说吧，那才有点意义。道德重整运动，那才有意义，宝贝儿。”
“如果那对湾城有用的话，我以后就吃阿司匹林。”我说。
“你可能太聪明了。”海明威轻声说道，“你自己可能不这么认为，但很可能就是这样。你可能太聪明了，聪明到除了耍聪明之外，什么都思考不了。而我呢，只是个笨蛋警察，一个听差的。我家里有一个老婆和两个孩子，大人物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有些事也许你该去问布雷恩，反正我不知道。”
“布雷恩真害阑尾炎了？你确定他不是因为太过歹毒所以朝自个儿肚子上来了一枪？”
“别那么说，”海明威用双手上下拍打着方向盘，抱怨道，“你应该试着把人往好处想。”
“你说把布雷恩往好处想？”
“他也是人，和我们一样。”海明威说，“做过错事，但也是人。”
“桑德伯格是干吗的？”
“好吧，我不是跟你说了嘛。我大概搞错了，但我还以为你是个明白人。”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干吗的。”我说。
海明威把手帕掏出来擦了擦脸。“兄弟，我也不想承认我知道，”他说，“但你他娘的应该很清楚桑德伯格是干吗的，跟我和布雷恩一样，要不然我们就不会把你扔到那里去了，要不然你也不会从那里走着出来了。当然，我说的可是真正的违法勾当，而不是用水晶球给老女人看命的小把戏。”
“我一开始可没觉得自己能走着出来，”我说，“他那里有种叫东莨菪碱或‘吐真剂’的麻醉药，能让人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说真话。跟催眠一样，这种药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好使，但它偶尔也会奏效。我认为，他们当时就给我注射了这种药，好让我说出知道的事情。当时，只有在三种条件下，桑德伯格才会认为我知道的事情对他不利：安托尔提醒过他，驼鹿马罗伊跟他说我找过杰西·弗洛里安，他以为把我扔到那里是警察耍的把戏。”
海明威伤心地看着我。“我跟不上你的思路了。”他说，“谁他妈的是驼鹿马罗伊？”
“一个前几天在中央大街杀过人的大块头。他上过你们的电报，如果你留意过的话。说不定你们那里正有人在盯着电报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