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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是长野县出身。”
“长野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去中国人数最多的一个县？”“没错，这是县的方针。早在大正年间，长野县的信浓教育会就以海外发展主义为主流，把到海外去当成五大教育宗旨之一。老师一天到晚跟学生强调海外有多么美好，鼓励学生到海外发展。每个市镇都设置了信浓海外协会分部，学校也设立了‘拓殖科’。我的父亲就在教育界工作，经常对我提起这些。”
我突然想起那位担任义工的老妇人曾经提过，“当初是以同乡组团为原则”，我家是岩手县，为何这个人却是长野县出身？
“曾根崎先生，你不是岩手县人？”
对方突然陷入了沉默。周围老人们的欢谈声似乎变得更响亮了。
“——同乡组团不是绝对原则。我们真的在同一团里，听到战败的消息后，我们还一起逃难，你不记得了吗？”
曾根崎不仅吞吞吐吐，而且似乎急着辩解。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隐瞒了什么？
“抱歉，我当时才四岁——”
“嗯，这么说也对，你那时年纪还小。我却是记得清清楚楚，简直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曾根崎先生，听说你战后一直在寻找我哥哥？”
“——是啊，我一直在找他。如今我晚上做梦，还是常常梦到你哥哥被松花江的滚滚河水吞没的那一幕。我当时实在应该背着他渡河才对，但是我那时候实在是自顾不暇——”
这句应该是曾根崎的真心话吧。他的声音让我联想到一棵伤痕累累的老树，一字一句都是充满了血泪的肺腑之言。
“曾根崎先生，这不是你的错。”我也受了他的影响，心中百感交集，“——那个时候，母亲选择背负年幼的我，而不是哥哥，所以哥哥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渡河——结果他就被冲走了。”
回想起来，不管是在中国东北，还是战后的贫穷日本，母亲一直是全心全意地照顾着我。但在我四十一岁失明之际，母亲也成了我宣泄怒气的对象。我满心认为自己罹患眼疾，全是当年在难民收容所内营养失调所致，最大的证据就在于当时我两眼失明了一阵子。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恨母亲愚蠢，当初竟然相信关东军会保护开拓团，因而延误了逃难的最佳时机。
“——当年的村上龙彦，我也记得一清二楚。在逃难的时候，他背着沉重的背包，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背包？我一听到这字眼，心里蓦然有个说不上来的疙瘩。仔细寻找四岁时的记忆，我想起来了——没错，哥哥确实背着一个塞满了食物及衣服的背包，除了睡觉之外，他随时都背在身上。对了，我又想起来了——那是因为苏联战斗机的机关枪射死了马，令我们无法再用马车载运行李。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景象。
但令我不解的是——
如果哥哥一直背着背包，怎么会被士兵的军刀砍中背部？但他的背确实被砍了一刀，那一幕是我亲眼所见，何况我还见过那伤痕。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的记忆似乎不太对劲——再试着回想，却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头痛，仿佛被人用木槌在脑门上敲了一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