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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他的故事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不可信的。”
“那么，看在上天的分儿上，福尔摩斯——”
“华生，如果我不进去，就不可能百分之百确定。汉德森也有可能说的是实话。即便这是个陷阱，我们也要跳进去，看它到底会把我们带到哪里。”我张开嘴想反驳，但他继续说道，“我们已经触及一个很深的内幕，老朋友。这是一个极其不同寻常的案子，如果不敢冒险，就不可能弄清真相。在这里等我一小时。我建议你给自己来点儿这家酒馆能够提供的享受。如果一小时后我没有出现，你必须来找我，但千万要谨慎行事。如果听见枪声，立刻过来。”
“听你的吩咐，福尔摩斯。”
我注视着他穿过马路，立刻就被浓雾和黑暗吞噬，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担忧。他出现在马路对面，站在门口红灯笼的灯光下。我听见远处的钟声敲响了十一下。第一下钟声还没有消失，福尔摩斯就不见了。
我虽然穿着厚大衣，但在外面站一小时还是太冷了，而且，半夜三更站在外面的街上令我感到不安，特别是在这个地方，居民们都来自社会最底层，是出了名的邪恶、堕落，多多少少都有点儿不良行为。我推开“玫瑰与王冠”的门，发现来到了一个独立的房间，由一个窄窄的吧台隔成两半，吧台上有一些彩瓷把手的啤酒龙头，还有两个摆满瓶子的搁架。令我吃惊的是，居然有十五到二十个人在这样的天气聚集到这个狭窄的地方。他们缩在桌旁，打牌、喝酒、抽烟。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烟味。墙角那个破破烂烂的铸铁炉子散发出刺鼻的燃煤气味。除了几支蜡烛，这炉子是屋里唯一的光源，但它所起的作用似乎正好相反。看着厚厚的玻璃窗外的红色灯光，你会感觉不知怎的，炉火似乎在吸引和吞噬光线，然后通过烟囱把煤灰和黑烟吐向夜空。一家破旧的钢琴立在门边，一个女人坐在琴旁，有一搭没一搭地按动琴键。这就是我刚才在外面听见的音乐声。
我走到吧台，一个须发灰白、有白内障的老人给我倒了一杯啤酒，收了我两个便士。我站在那里，没有喝酒，竭力不去想象最糟糕的情况，也不去想福尔摩斯。周围的大多数人都是水手和码头工人，有许多是外国人——西班牙人、马尔他人。他们谁都没有注意我，对此我很庆幸。实际上，他们互相之间也很少交谈，房间里能听见的只有玩牌者发出的声音。墙上的钟显示着时间的流逝，我觉得那根分针故意违背时间的法则，慢吞吞地像蜗牛在爬。我过去经常等待某个犯罪露面，有时是我自己，有时跟福尔摩斯一起，在巴斯克维尔庄园附近的沼泽地上，在泰晤士河岸，或者在许多郊区别墅的花园里。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间小屋里经受煎熬的五十分钟。扑克牌啪啪地甩在桌上，钢琴上摁出荒腔走板的音调，还有那一张张黧黑的脸膛，死死地盯着他们的酒杯，似乎在那里能找到人生之谜的所有答案。
整整五十分钟过去，就在午夜差十分的时候，寂静的夜晚突然被两声枪响打破。几乎紧接着，传来了尖利刺耳的警笛声，以及人们惊惶的叫喊声。我立刻冲出门，来到外面的街上。我为自己感到生气和恼火，我竟然被福尔摩斯说服，同意了这样危险的计划。我丝毫没有怀疑是他自己开的枪。然而，他开枪是给我发信号呢，还是深陷某种危险，不得不开枪自卫？雾已经散去一些，我奔到马路对面，跳上克里尔馆的台阶。我转动门把手。门没有锁。我从口袋里拔出手枪，冲了进去。
扑鼻而来的是干涩、呛人的鸦片味儿，我立刻感到眼睛刺疼，脑袋剧烈作痛。我简直不愿意呼吸，生怕落入毒品的魔爪。我站在一个昏暗、潮湿的房间里。印花的地毯、红色的纸灯罩、墙上的丝绸挂帘，正如汉德森所描述的，是按中国风格装饰的。但是汉德森本人不见踪影。四个男人四仰八叉地躺在铺位上，旁边的矮几上放着漆器托盘和鸦片烟灯。其中三个男人神志不清，如同僵尸一般。最后一个人用手托着下巴，一双失神的眼睛紧盯着我。还有一个铺位是空的。
一个男人朝我冲来，我知道这肯定是克里尔本人。他头顶全秃，皮肤像纸一样白，紧紧地绷在骨头上，再加上那双深陷的黑眼睛，看上去不像活人的脑袋，更像死人的骷髅。我看出他想说话，想盘问我，但他看见我拿着手枪，赶紧退后了一步。
“他在哪儿？”我问。
“谁？”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我的目光掠过他，投向房间尽头一扇敞开的门，以及门外被一盏汽灯照亮的走廊。我没有理睬克里尔，奋力冲了过去。我急于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免得烟雾把我熏倒。躺在铺位上的一个可怜虫大声喊我，乞求地伸出一只手，我没有理他。走廊尽头还有一扇门，由于福尔摩斯不可能从前门离开，他肯定是上这儿来了。我用力把门推开，感到冷空气扑面而来。这里是房子的后面。我又听见叫喊声、马车的嗒嗒声和刺耳的警笛声。我已经知道中了圈套，一切都出了差错，但是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福尔摩斯在哪里？他受伤了吗？
我跑过一条狭窄的街道，穿过一道门洞，拐过一个弯，冲进一个院子。这里已经聚集了一小群人。这样的半夜三更，他们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我看见一个穿晨衣的男人、一个警察以及另外两个人都盯着呈现在他们眼前的那幅画面，谁也不敢上前处理。我一把推开他们。当时看见的那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里有两个人。一个年轻的姑娘，我一眼就认了出来——原因很简单，就在几天前，她试图置我于死地。她就是萨利·迪克森，罗斯的姐姐，曾在钉袋酒馆打工。她中了两枪，分别在胸口和脑袋上。她躺在鹅卵石地面上的一摊液体中，黑夜中那摊液体黑乎乎的，但我知道是血。我还知道躺在她面前的那个男人是谁，他昏迷不醒，一只手往前伸出，手里仍然握着射杀萨利的那把手枪。
这个人是夏洛克·福尔摩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