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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从未出席过治安法庭的开庭审理，然而，当我在雷斯垂德的陪同下走向弓街那座简朴而结实的大楼时，却有一种奇怪的亲切感。似乎我受到了传唤，不可避免地要到这里来。雷斯垂德肯定看到了我脸上的神情，露出忧郁的笑容。“我想，您大概没有料到自己会到这样一个地方来吧，华生医生？”我说他准确无误地道出了我脑海里的想法，“是啊，您应该想到，有多少人是因为你们而上这儿来的——当然啦，我指的是您和福尔摩斯先生。”
他说得一点儿不错。我们频频开始的工作总是在这里结束，这里是通向老贝利<sup><a id="noteref_20" href="#footnote_20">[20]</a></sup>甚至断头台的第一步。如今，在我写作生涯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回想起来便感到十分奇怪：我叙述的每个故事都以揭露或逮捕某个罪犯而告终，过了这点以后，我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他们的命运不会再牵动读者的兴趣，也就对他们不再理睬。似乎他们的存在价值只是他们干的坏事，罪案一经侦破，他们就不再是有着跳动的心脏和破碎的精神的人类。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他们穿过这道转门，走在这阴森森的过道里时的恐惧和痛苦，是否有谁流下悔恨的泪水，或祈祷上帝的救赎？是否有谁一直抗争到最后？我不关心。这不是我的写作内容。
然而，当我回忆起十二月那个寒冷刺骨的日子，福尔摩斯要亲自面对他经常调动的警察机关时，我认为也许我对那些罪犯的态度是不公正的。即便是像柯弗顿·司密斯这样残酷或像约纳斯·奥德克这样狡猾的罪犯也不例外。我写的是如今被称作侦探故事的东西，碰巧我身边的侦探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个。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侦探的身份实际上是由他对付的那些男人或女人来决定的，而我却十分草率地把那些人丢在一边。当我走进治安法庭时，他们全都横冲直撞地挤进我的脑海，我似乎能听见他们朝我大声喊道：“欢迎。你现在是我们中的一员了！”
法庭是一个方形的房间，没有窗户，板凳和栅栏都是木头的，远端的墙壁上装饰着皇家兵器。法官就坐在那里，一个年迈而刻板的男人，举止风度也有几分木头的特性。他面前有一个用栏杆围起的高台，罪犯们被一个接一个地带到这里。庭审程序迅速而千篇一律，因此，至少对旁听者来说，简直显得有点儿单调。我和雷斯垂德来得很早，跟另外几位旁听者一起在旁听席上就座，目睹一个造假者、一个盗窃犯和一个诈骗犯都被还押候审。不过法官也是有同情心的。一个学徒被控酗酒和有暴力行为——这是他的十八岁生日——法官判他当庭释放，把他的具体恶行记录在“驳回起诉记录簿”里。还有两个孩子，最多也就八九岁，因乞讨而被带上法庭。法官把他们交送给治安法庭救济机构，并建议由流浪者协会、巴纳德博士<sup><a id="noteref_21" href="#footnote_21">[21]</a></sup>孤儿院或伦敦儿童教养协会负责照料他们。听到最后这个名字，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正是这个机构负责创办了我和福尔摩斯拜访过的乔利·格兰杰男生学校。
一切不紧不慢地进行着，突然，雷斯垂德捅了捅我，我这才意识到法庭的气氛变得凝重起来。又有一些穿制服的警察和职员走进来坐下。法庭的传达员，一位身着黑袍、活像猫头鹰一样的矮胖男人走到法官跟前，压低声音对他说话。两个我认识的人走进来，在一条板凳上坐下，彼此相隔几尺。一个是阿克兰医生，还有一个是红脸膛的男人，可能也是克里尔鸦片馆外人群中的一员，但当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在他们身后坐着克里尔本人（雷斯垂德把他指给我看）。克里尔搓着双手，似乎想把手上的汗擦干。我顿时明白了，他们是作为证人出现的。
接着，福尔摩斯被带了进来，仍然穿着被捕时的衣服，看上去完全不像他本人。如果不是知道内情，我可能会认为他是故意伪装了来迷惑我，就像他以前经常做的那样。他显然没有睡觉，并经受了长时间的审问，我努力不去想象他们对他施加的各种各样的普通罪犯非常熟悉的侮辱。福尔摩斯即使是在状况良好的时候，面容也很憔悴，现在更是瘦削枯槁。可是，他被领进被告席时转过脸望向我，我看见了他眼睛里的亮光，知道战斗并没有结束。这点亮光还提醒我，当命运似乎与福尔摩斯作对时，他从来都是不屈不挠。我身边的雷斯垂德直起身子，压低声音嘟囔了一句什么。他为福尔摩斯所受的待遇而感到震惊和愤怒，显露出他性格中我以前从没见过的一面。
一位出庭律师走上法庭，这是个胖乎乎的小个子男人，厚厚的嘴唇，厚厚的眼睑，我很快就看出他扮演的角色是起诉人。不过，看他提起诉讼时的样子，马戏团导演的身份可能更适合他，他简直把法庭当成了一个马戏团。
“被告是一位著名侦探。”他开口说道，“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因一系列破案而小有名气，那些故事虽然花哨和耸人听闻，但至少还有一部分事实基础。”我勃然大怒，如果不是雷斯垂德伸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胳膊，我可能就跟他当场对峙了。“也就是说，我不否认苏格兰场有一两位能力较差的警官，因为福尔摩斯先生有时给他们的调查提供一些有效的线索和见识，他们对他怀有感激之情。”听到这里，雷斯垂德皱起了眉头。“但是，哪怕是最优秀的人，也有其魔鬼的一面。在福尔摩斯先生的这个案子里，是鸦片把他从法律的朋友变成了一个最卑劣的罪犯。他于昨夜十一点钟之后进入了莱姆豪斯一家名为克里尔的鸦片馆，这是毋庸置疑的。我的第一位证人就是该鸦片馆的主人——以赛亚·克里尔。”
克里尔走到证人席上，这些诉讼程序不需要宣誓。我只能看见他的后脑勺，白生生的，没有头发，跟脖子交融在一起，看不清楚脑袋在哪儿结束，脖子从哪儿开始。在起诉人的催促下，他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没错，就在十一点刚过，被告进了他的鸦片馆——一家私营的合法店铺。尊敬的法官大人，先生们可以在那里安全而舒服地沉溺于自己的癖好。他没有怎么说话，要了一份麻醉品，付了钱，立刻吸服。半小时后，他提出再来一剂。克里尔先生曾担心福尔摩斯先生——他后来才知道福尔摩斯的名字，他向法庭保证，当时福尔摩斯先生于他完全是个陌生人。他担心福尔摩斯先生已经变得亢奋和躁动。克里尔先生指出连吸两份恐怕不太明智，但是那位先生激烈反对。为了避免冲突，维持鸦片馆著名的安宁祥和，他就又收了一份钱，提供了药品。福尔摩斯先生吸了第二支烟，精神变得十分错乱。克里尔见势不妙，担心会破坏和平的环境，就派一个男孩出去找警察，自己试着跟福尔摩斯先生讲道理，让他平静下来，但是没有效果。福尔摩斯先生眼神疯狂，失去控制，一口咬定房间里有敌人，他被人追赶，生命受到威胁。他掏出一把左轮手枪。到了这个时候，克里尔先生就坚持让他离开。
“我担心我的生命安全，”他对法庭说，“只想让他赶紧离开店铺。现在我才知道我错了，应该让他留在里面，等珀金斯警官来了再说。他刚走到大街上，就失去了理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从没见过这种事情，法官大人，这太罕见、太离奇了，但这是毒品的副作用。我毫不怀疑福尔摩斯先生用枪射杀那个可怜的女孩时，相信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魔。我如果知道他带着武器，根本不会把东西卖给他，上天做证！”
这个故事在各方面都得到了第二个证人，也就是我已经注意到的那个红脸膛的男人的证实。他神情慵懒，举止过分考究，带有十足的贵族气派，皱着鼻子，看似厌恶地嗅吸着这里过于平凡的空气。他没有提供什么新的内容，几乎逐字地重复了克里尔刚才说过的话。他说，他躺在房间另一边的一张床铺上，虽然处于非常放松的状态，但可以发誓他十分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鸦片对于我来说，只是一种偶尔的放纵。”他最后说道，“它让我有几个小时可以摆脱生活中的烦恼和责任。我觉得这没什么可羞愧的。我知道，许多人都因为这样的理由，在家里偷偷服用鸦片酊。对于我来说，这跟抽烟、喝酒没什么两样。重要的是，”他语气尖锐地补充道，“我能够自我控制。”
当法官询问他的姓名以便记录时，这个年轻人在法庭上引起了一阵骚动。“霍拉斯·布莱克沃特勋爵。”
法官盯着他：“先生，我是否可以认为，您是哈勒姆郡布莱克沃特家族的成员？”
“是的。”年轻人回答，“布莱克沃特伯爵正是家父。”
我跟别人一样感到意外。英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的后裔竟然光顾蓝门场一家卑劣龌龊的吸毒馆，这真是不同寻常，甚至令人感到惊愕。与此同时，可以想象他的证词会给我朋友的案子增加多少分量。这不是某个道德败坏的水手或江湖骗子在说自己的一面之词，这是一个只要承认到过克里尔鸦片馆就有可能自毁前程的人。
他还算幸运，这里是治安法庭，没有记者在场。对福尔摩斯来说也是这样——这点我无须说明。霍拉斯勋爵走下来时，我听见旁听席上有窃窃私语，并注意到他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看热闹。这种爆炸性的消息对他们来说无异于面包和黄油。法官跟穿黑袍子的传达员交换了几句话，这时斯坦利·珀金斯站上了证人席，就是那天夜里我遇到的那位警官。珀金斯笔直地站在那里，头盔放在身体一侧用手托着，像伦敦塔的幽灵托着自己的脑袋。他说的话最少，大部分情况已经有人替他说过了。克里尔派去的那个男孩找到他，叫他到米尔沃德街拐角的那座房子去。他走到半路，突然听见两声枪响，便冲到铜门广场，发现一个人神志不清地躺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把枪，还有一个女孩倒在血泊中。人群慢慢聚集，他控制现场，并立刻看出那个女孩已经无力回天。他还描述了我怎样赶到，认出了那个昏迷的男人是夏洛克·福尔摩斯。
“我听了以后不敢相信。”他说，“我读过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一些事迹，没想到他竟然卷进这样的事情里……唉，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