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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我们知道什么是时间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由时间做成的。造成我们的物质就是时间。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第一次听到《当你老了》这首歌，是在2014年初秋，乌鲁木齐。
新疆之行的最后一夜，晚上有纪律不能随意出门，我还是鼓动须兰与甫跃辉出去走走。离开八楼昆仑宾馆，三个人走在乌鲁木齐街头，北京时间已近子夜，晚风微凉。街边树着拒马，须兰担心安全问题。但我不怕。穿过一条地下通道，听到吉他与歌声，在罐头似的甬道共鸣。弹吉他的流浪歌手，是个健壮的汉族小伙子。我问他能不能弹唱一首歌。他说，那就唱首《当你老了》——我从没听说过这首歌。
当他唱到“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群暖，回忆青春”，我脱口而出叶芝的名字。
乌鲁木齐午夜的地下通道，流浪歌手年轻的声音，缓缓切碎回忆里的时间，像黑洞里泄露的阳光，照出成千上万飞舞的尘埃纤维，洒在十多年前我的脸上，还有她。
那一年，我在上海市卢湾区的思南路邮局上班。
我没读过正规的大学，曾被认为是件颇为遗憾、偶尔也觉得自卑的事。我学的是电报专业，一度能背出两千个中文电码，但没来得及发过一份电报，这个行业就被淘汰了。我被迫改行到邮政窗口，接收EMS快件和包裹，收银和填单。后来说起中石油中移动之类央企，才发现我也曾是央企员工，而且是垄断央企，当时却没人这么想。邮局三百六十五天开门，周末门可罗雀，我会在柜台底下，偷偷看本小说，或者发呆。
一个冬天的周末，我遇见了她。看起来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烫成中年女人的波浪卷。脸上皱纹不多，白得像正在融化的雪。啤酒瓶底般的镜片下，有双令人印象深刻的大眼睛。她穿着件高领黑色大衣，裹着深紫色的羊毛围巾，化着淡淡妆容，这就与众不同了。她盯着我看了许久，我有些害怕地站起来，问她有什么需要。她说她想要投诉，为什么卖明信片的窗口没人？她的声音不像这把年纪。人民邮电不该让人民浪费时间等待！她的态度很严厉。虽然，人民邮电早就改称中国邮政了，我不敢纠正她的说法，自作主张跑到别人柜台，拿了张明信片卖给她。
她在我的窗口前写明信片，居然是外语，又绝非英文。最后，地址下面写——
Moscow Russia
我能看懂这是莫斯科。老太太把明信片投进门外的邮筒。
以后每个周末，她都会来到我的窗口前。我说我不是卖明信片的，但她指定要从我的手里买。我建议她一次多买几张，需要时投进邮筒就行了，但她不听。她的收件人地址，永远都是莫斯科，落款只写俄语。同事们说，这老太太是出了名的“刁民”，平常总因为小事情要投诉。每个人看到她都很头疼，恨不得装作上厕所逃走。我感觉自己是要倒霉了，怎么总是来找我呢？
春日黄昏，她又来了，把去莫斯科的明信片投入邮筒，坐在台阶上不动了。老太太面色不好，一个人捂着心口站不起来。周末的淮海路，夜生活刚开始，她的面前人来人往，却没有一个敢靠近，大概是老太太讹人的事太多了。
只有我蹲下来问她怎么了。
她的手哆嗦着，指了指上衣口袋。我从里面掏出一瓶硝酸甘油片，知道这是心脏病的药，倒出一片塞到她嘴里。我祈祷老太太不要死在我怀里。
几分钟，她的魂魄像是回来了，说了声谢谢。我刚好下班，问要不要送她回家。老太太将我推开，没走几步就摇摇晃晃，又被我搀扶住了。
那天黄昏，星光早早挂上树梢，老太太挽着我的手，走过初春萌芽的梧桐树荫。她家在思南路，有许多深宅大院，不少名人故居。面对曾经或此刻住在这里的人们，我时常有些自卑。
拐角花园里有栋三层洋楼，门口堆满杂物，底楼的厨房间，飘着炒菜的油烟味。老太太抱怨道，乌烟瘴气！踏上幽暗的楼道，二层住着许多户人家。直到顶楼，她掏出钥匙让我开门。
进门有个宽敞的客厅，窗下是花园和树荫。三面墙上都是书柜，从地板排到天花板，各种厚厚的书脊对准我，好像无数细长的砖缝。房间弥漫温暖的腐烂味，好像小时候外婆家的棉被，长久没有晒过太阳，扑面而来，难以逃脱。我把老太太放进大沙发。你家里人呢？
没有。
一个人住这套房子，就有些奢侈了啊。目测客厅有三十多平方米，里面还有卧室和卫生间。
要不要我关照一声楼下的邻居，让他们上来照应？我想这种老房子，街坊邻居的关系都很融洽的。
不要啊，住在这里的人，都是些自以为是的戆卵，他们不知道速溶咖啡简直是马尿。她说话直接而刻薄，像在邮局里不停地投诉这个投诉那个。
我要告辞时，老太太指着身后的书架说，你随便挑一本书带走，算作我答谢你的礼物。快，我看你会挑哪一本。
那一年，我还没有在网上看书。常站在书店里半天，在书架前看完整本书，只有最最厚的那种，才会掏钱买回家，小心地翻看好几遍。
这面书架上都是外国文学，八十年代没版权的老书，我的手指头哆嗦如偷书贼，拿了本卡夫卡的《诉讼》。
春夜，我像出笼的小鸟，逃出神秘老太太的屋子，开始第一次阅读卡夫卡。
又是个周日，快要下班，我坐在邮局的窗口后面。老太太出现，照旧买了张明信片。我感谢她上次送我的书，她问我看懂了吗。我是整个通宵看完的——约瑟夫•K，看完有些害怕。
这么说来，你对自己的生活很不满意？
没有啊。
你在说谎。老太太拉下一张脸，别转屁股往外走，快要走出邮局门口时，我喊了一声，你说的没错。
她回头，微微一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笑。她向我歪歪脖子，意思是让我跟着她走。我问她心脏没事了吧。
信不信我能打死一头牛？听老太太这样说话，我憋着没笑出来。去我那里坐坐？她问。
但我摇头。
上次你到我家，我看得出你的眼神啊，很喜欢那几排书架，没说错吧？
嗯……无法反驳。我第二次送她走过思南路，回到顶楼的房间。
她让我在书架上随意挑选，但每次只准带走一本。她的藏书有些闻所未闻，我一本本拿出来，翻开几页又塞回去，直到《老人与海》——因为在老人的房间里吧。等我回头，桌上摆了几盘冷菜，还有一锅热腾腾的蛋炒饭。要请我吃晚饭吗？我往外走，又说还不饿呢。
你这孩子又说谎了！老太太的声音异常严厉，都听到你肚子里的叫声了！
好吧，肚肠是最诚实的，都怪我午饭在单位旁边的阿娘面馆吃得太少了。当我坐在餐桌前，她让我给家里打电话。你不回家吃饭的话，妈妈要担心的吧。
想想也是，我用老太太的电话打回家里，说是单位同事临时请客吃饭。打完电话，我知道她又要说我了，抢先说声对不起，我没有说实话。
好吧，可以原谅你，并且记得，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包括你最好的同事，也包括你的妈妈，别说你来过这里。
那么神秘？
别问为什么！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假如一辈子都不知道也没关系，世界上总有许多事情，是不需要理由的。嗯，吃的味道如何？
我总是呆呆地说，蛮好，蛮好。
狗屁！难吃得要命！我自己做的炒饭能不清楚吗？做饭是我的弱项。好吃就是好吃，当你感觉味同嚼蜡，就说出来，哪怕摔碗也没关系。这是我半年来第一次下厨做饭，上次我把整个灶台都烧焦了。
告别之前，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不能叫她阿婆或老奶奶，如果叫阿姨又太违心，我天生脸皮薄，肉麻的话说不出口。
老太太看着我的眼睛，声音仿佛年轻了三十岁——叫我卡佳！
卡佳？
回到思南路上，我仰望梧桐树丛中她的窗户。有一盏昏黄的灯光，但看不出任何人影。月光悬挂在屋顶，让我想起书上看来的恐怖传说，会不会是吸血鬼老太婆呢？但我不在乎。
周末，我经常跑来陪伴这个名叫“卡佳”的老妇人。她的脾气古怪，有各种各样的禁忌。她最讨厌撒谎，逼得我每次把心里话直截了当说出。从未见她有亲戚朋友，也不与邻居来往，门口撞见都不打招呼。我相信，除了我没人敲过她的门。她说现在的人都没礼貌，根本不值得相交。我也不敢问她，到底有没有家人。好像那是个雷区，一张嘴就会引爆。我甚至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她的年龄。我偷看过她的信箱，但没订阅报纸，也无任何来信——这意味着她寄往莫斯科的明信片，都是有去无回。
卡佳（以后的余生里我习惯叫她这个名字）问过我许多问题，比如爸爸的职业。我不加掩饰地说我爸是电工。她说她很喜欢这个职业！我想她是在奖励我的诚实吧？但后来，我才明白其中缘由。
轮到我问她了。卡佳，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她不响。
作家？老师？教授？
她无声地摇头，否决所有可能，最后说，我干了一辈子公交车售票员。
开玩笑？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块买票的夹板，一股公交车上拥挤的汗臭味，从各个角落涌入鼻孔。
卡佳常问我读过什么小说——金庸的几乎全部，还有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我没读完，但水浒读过至少一百遍。世界名著嘛，从前家里有本《悲惨世界》，滑铁卢战役的那段，我读过十多遍。但我最喜欢的，是司汤达的《红与黑》，最后于连上了断头台，玛蒂尔德小姐抱着爱人的头颅去埋葬，成为我整个青少年时期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于连，但又不像他那么聪明和世故，更没有他的好运气，可以遇到雷纳尔夫人和玛蒂尔德小姐这样可爱的女子。这些本该永远深藏在内心的话，我全倒出来告诉卡佳了。
她没有任何评价，只是向我敞开她的书架。不到一年时光，我读了马尔克斯、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还有叶芝的诗……她也会推荐一些给我看，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为什么都是俄罗斯的？
看过《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吗？
很久以前在电视上看过。
你能帮我把这部电影弄来吗？我还想再看一遍。
卡佳的要求与众不同，但我总有办法为她实现愿望。那年秋天，我费了几番周折，在大自鸣钟盗版碟市场，买到了这张译制片经典。老太太家里没有VCD，她给了我两千块钱，我给她买了台超强纠错的国产VCD。
思南路的梧桐树叶金黄，窗外枝丫萧瑟。我为她拉上窗帘，像黑暗的电影院播放《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从前看这片子，觉得苏联完全是发达国家，不比美国差，比日本先进多了，至少房子宽敞，还有私家车。那是个文明的世界，到处是博士和院士，开口闭口您啊您啊，男女关系也更开放……我记得很清楚，女主角爱上的钳工果沙，他的生日与我相同。这片名在中国成了某些人的口头禅，总是用来安慰失意者：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能从中听出几分残酷。
电影开始于1958年的莫斯科。
1958年，我也在莫斯科，卡佳说，那年我给自己起了个俄语名字——卡婕琳娜，昵称卡佳。
你在莫斯科还有朋友对吗？所以，你每个周末买明信片，寄到莫斯科去？
看电影吧！
她不再回答，安静地缩在沙发里，整张脸陷落于阴影。
VCD放完《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二十岁的我没有流泪，只觉得故事有些意思，仅此而已。
卡佳沉默了两个多钟头，没去过洗手间，也没说话。最后，片尾曲响起“亚历克桑德拉……亚历克桑德拉……”我蹲在她跟前，看着她低垂的眼皮。跟我说说莫斯科吧？
都是过去的事了，你最好别知道，否则会后悔的。
她的目光别向房间尽头，仿佛墙上晃动一扇无形的窗，推开就是那座冰雪覆盖的城市。
莫斯科，五海之港、森林中的首都、千顶之城、无数次被烧毁又无数次重建的不死之城。而对我来说，莫斯科是一部电影——四十多年前，我被公派到莫斯科电影学院留学，学习电影导演与编剧。
在拉紧窗帘幽暗静谧的顶楼房间里，从她嘴里说出的前尘往事，像胶片放映在霉烂开裂的天花板，纤尘不染的地板，迷宫般的书架上……
1958年，在莫斯科，全世界第一所电影学院。我的梦想，是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有名的女导演。
学电影很有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