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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
但我已飞过。
—— 泰戈尔《流萤集》
二○○八年是个闰年， 也是国际语言年、 国际地球年、 国际卫生年。起先陈冠希老师上了头条，旋即南方雪灾、暮春汶川地震、盛夏北京奥运、仲秋“神舟”七号太空漫步。
春节前夕，我去印度和尼泊尔旅行。从上海飞德里，先去斋普尔，再赴阿格拉的泰姬陵， 从德里乘机抵达加德满都。 我在博卡拉住了三晚，再经加德满都飞回德里。
最后一夜，我在德里机场度过。
我低估了印度北部的冬天，北风爬过兴都库什山与帕米尔高原，席卷过克什米尔山谷，蹂躏着亚穆纳河畔以及莫卧儿人的帝都。当我一踏上这片土地，就为之诧异怜悯的不计其数的流浪汉，包裹着单薄的南亚式线衫或毛毯露宿街头，还不如随处可见的马匹、骆驼与野狗。我在机场度过了漫长的一夜。
取到登机牌，才知道航班延误，不知要等多久。我托运了两个行李箱，装满各种以波斯风格的帝王将相、花鸟虫鱼为装饰的漆器盒子。我把它们像俄罗斯套娃那样装起来，大盒子套小盒子再装更迷你的盒子。我还手提两个大包，全是难辨真假的开司米羊绒地毯。
过了印度海关，透过候机楼的玻璃，眺望德里难得清澈的夜空。大概是寒流洁净了空气，一排排巨大的国际航班飞机涂装着的各自标志，在跑道灯光和无垠黑夜的衬托下，散发着乡间夜总会争奇斗艳的浓浓气息。
晚点，机场等候，无处可去，如丧家之犬。延误航班堆积如山，许多欧美背包客各自寻找空地坐下，有些干脆全家打起地铺。路过贵宾休息室门口，偶遇一场轻度争吵。男服务生用印度人特有的表情申明某种无奈，抗议的旅客是个戴着口罩、包裹着厚头巾的印度男人，露出一双老鹰似的眼睛。他鹤立鸡群，个头至少一米八五。从眼角皱纹看来已上了年纪。和许多印度人一样，眉心着一点朱砂。古风白袍，衣摆飘飘，从头顶到脚底，加上羊毛围巾，像宝莱坞电影里的蒙面强盗，又不似裹头巾的锡克人。虽然我的英语拙劣不堪，但这些天耳濡目染，已能与店主讨价还价 —— “This one” “How much money” “Impossible”……我的印式英语水平突飞猛进，竟然听懂了争执的大概。因为航班大面积延误，头等舱和商务舱休息室人满为患，不再接待更多乘客。该印度男人几乎要摘下口罩，露出真容，但手指颤抖着垂落，悻悻然走开。
我订的经济舱，登机口坐满了人，至少有两个航班的乘客挤在一起。我害怕在机场过夜，也不期待这种环境里的艳遇，尽管眼前闪过一两个印度与欧美的美人儿，浓烈的香水味冲了我一鼻子。趁着还有大把时间，我去免税店买了两条烟： 上海卷烟厂的中华，包装上全是恶俗的图案，价格比国内便宜不少。我这辈子没抽过一支烟却要经常买烟送人。
好不容易，觅到个空荡荡的书店。下雪了。不是幻觉。雪花细碎轻盈，比不得北国的鹅毛大雪，却被横冲直撞的风裹挟，在候机楼的玻璃上，砸出无数小白点。
“德里近一百年来的第一场雪。 ” 背后传来一句典雅悠长的印式英语。
回头看到说话人的脸，裹着白色头巾，好像刚从《一千零一夜》中的飞毯上下来，就要掏出笛子与眼镜蛇 —— 这不是在贵宾休息室门口撞见的印度老爹吗？
他的口罩不见了，面孔罕见的白，几乎像南欧人的肤色。五官是标准的印度人模样，但更为立体和端正，唇边两撮灰色小胡子，有古代雅利安人的遗韵。这是一张令人难忘的脸。
“Nice to meet you! ”
从不与陌生人打招呼的我，不由自主地蹦出一句英语，丝毫不带中国或印度口音。
“Nice to meet you, too. ”
他用印式英语回答。后半夜的机场，许多人都已经去了酒店，书店是最安静的角落。我的英语结结巴巴，经常搜肠刮肚想半天，还要掏出口袋本《英汉字典》 。看到我的狼狈， 与我交谈时他故意放慢语速，耐心地反复说两三遍，同一个意思用不同的相近词语表达。
印度老爹先问我是不是中国人，说很高兴认识我，我是他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接着他抱怨自己的航班也延误了，贵宾室进不去，说那些服务生就是屎。没错，他用了个经典的“Shit” 。
我问他干吗戴口罩。他回答，在印度，从总理到议员到百万富翁到不可接触的贱民，没有一个不认识他这张脸。
但我不是很相信这种鬼话。老头也许只是想找人解闷。他与我肩并肩，站成一排，欣赏德里百年一遇的雪。夜空的下半部分，被灯光照得略显污浊； 上半部分，冷月被乌云屏蔽，露出银盘般的光晕。
他说了声“Good Bye” ，戴上蒙面口罩，独自走向候机楼另一端。他没携带任何行李，双手空空地离开，也许全部家当都藏在宽大的长袍里？他没留下名字，但这并不遗憾，反正我也没做自我介绍。
在书店待了一个钟头， 可惜大多是英文书， 看完一部插图本 《爱经》 ，我走向登机口碰碰运气。印度航空公司居然没通知我就开始登机！也许广播被我听漏了？人在国外总是自动忽略各种听不懂的广播声。再晚三十分钟，或在书店打个盹，我就要在德里机场多待一天。确认是飞往上海的航班后，我排在队伍末端。乘客大多是中国人，一张张疲惫不堪的面孔，几乎每人都提至少两个行李箱。
凌晨三点， 终于上了飞机。我晕头转向地往前走， 直达经济舱尾端。我的座位糟糕，双通道的大飞机，被夹在中间。左边是肤白似雪的中国大妈，右边是面黑如炭的印度大妈，散发出浓烈的咖喱味。俯瞰德里雪夜的愿望，就这样被两位大妈剿灭了。
舱门关闭，等待起飞。我准备睡一宿，有位空姐走了过来，皮肤黑了点，但眼睛又大又亮，标准的印度美人。她的印式英语速度很快，表情亲切友善，不断向我做出“请起来”的手势，但我只听清最后两个单词： “Come o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