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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
“为什么要问我？”
我强压自己的慌张：“因为我看得出来，你的故事最特别。”
他又沉默许久，突然蹦出一个字：“YES！”
“我没猜错吗？”
“没错，我的故事最特别。”马科斯陷入了沉思，表情复杂地摇摇头，“你是要问我怎么来这里的？还是要从头问起？”
我大着胆子说：“从头问起！”
“别感到无聊就好——1938年，我出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我的家族从西班牙移民到美洲，根据祖谱可以追溯到格拉纳达之战，那时我的祖先被女王封为侯爵。不过根据另外一个传说，我们家族原本是阿拉伯人，一千多年前随着穆斯林征服者来到伊比利亚半岛，作为格兰纳达王国的贵族，是阿尔罕布拉宫主人的宠臣。但在十五世纪，随着基督徒收复失地运动逐渐胜利，我们家族极不光彩地做了叛徒，投靠卡斯提国王并改宗天主教。所以，我身上流着许多种血液，西班牙、阿拉伯、柏柏尔，甚至还有日耳曼。”
这个从头说起也说得太LONG LONG AGO了！
老头进入家族史的回忆：“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阿根廷有名的诗人，我的父亲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博尔赫斯曾是他的同事。1959年，当我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西班牙语文学系毕业，却乘船去了美洲北半球的一个国家——古巴。”
“1959年的古巴？”我看了看老头的胡子与脸庞，联想到那位西方青年的偶像，“切？”
“是，因为我的阿根廷同胞切·格瓦拉，当年他实在太传奇了，他的理想鼓舞了每一个叛逆者，我简直就是无比地崇拜他！我也对现实不满，相信人类应该有更好制度，来替代血腥的丛林世界，尤其是苦难深重的拉丁美洲，从巴塔哥尼亚到墨西哥高原，到处是革命火种。”
“你去古巴参加革命了？”
“1959年已革命成功，格瓦拉负责古巴经济事务。我家与格瓦拉有亲戚关系，于是我成为他的秘书。他是个非凡的男人，不仅仅在于那回头一瞥的形象，更在于他的理想主义，无所畏惧的勇气。我跟随了他五年多，见到当时世界上许多重要人物，也经历了几乎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古巴导弹事件。虽然格瓦拉身居高位，但一直保持朴素生活，厌恶腐败与官僚主义。我曾跟随他访问苏联，却彻底破灭我们的幻想，对苏联式社会主义忧心忡忡。格瓦拉说苏联从前的革命者，如今却坐着豪华汽车，躺在漂亮的女秘书怀里——比罪恶的旧世界好不到哪里去。”
天哪，我居然和切·格瓦拉的秘书被关在一个牢房里！
怪不得肖申克州立监狱在这么荒凉的沙漠中，原来还关押着外国的政治犯？
为什么我身上会集中那么多传奇？遇到这么不可思议的人物？难道他又是一个“教授”式的妄想狂，仅仅因为年轻时代崇拜格瓦拉，就把自己幻想成为他的秘书？并跟随在他身边工作和战斗？
“切·格瓦拉开始厌恶自己身处的环境，宁可回到从前的革命状态，开创他心目中真正的理想世界。于是他离开古巴，前往非洲继续战斗，他是个永远的战士。我也怀有与他相同的理想，忠诚地跟随他来到刚果，在热带雨林度过数月。我们吃尽了苦头，患有哮喘的格瓦拉几次病倒，最终失败地撤出非洲。你可以看看我的胳膊——”
马科斯脱下衣服，左肩靠近灯光，露出一个难看的伤疤。
“这是我在非洲留下的伤痕，一颗子弹从这里钻进去，几乎打断了我的骨头，幸好有个中国医生救了我。那么多年过去，每到阴雨天气，左手就疼得抬不起来。还好这里的空气干燥，几乎从没下过雨。”
我貌似开始相信他的故事了：“离开非洲以后呢？”
“1966年，我跟随格瓦拉来到南美的玻利维亚。统治玻利维亚的独裁者非常惊慌，请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付我们。游击队犯了不少错误，以至于失去了外界联系。在CIA和玻利维亚政府军的围捕之中，我们越来越危险，格瓦拉的哮喘病也越来越严重，我的情绪极度低落，甚至有了开小差的念头！”
老头依旧裸露肩膀，抓紧自己的肌肉颤抖着：“1967年10月，最后时刻来了！一个叛徒向政府军告密，特种部队包围了游击队营地。经过短暂的枪战，我们许多人都被俘虏，包括切·格瓦拉，还有我。俘虏被囚禁在一座校舍里，CIA审讯了我和格瓦拉，但我们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审讯者问格瓦拉在想什么？他的回答是——我在想，革命是不朽的。”
“不朽？”
“1967年10月9日下午，根据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命令，切·格瓦拉双手被反绑，由一名玻利维亚军官执行处决——我被强迫目睹了处决过程，永远难以磨灭的记忆，在格瓦拉被杀害前，他向将要对自己开枪的人说：‘我知道你要在这里杀我。开枪吧！懦夫，你只是要杀一个人’。”
当他以格瓦拉的语气说话，仿佛我就是行刑的刽子手，端着枪口面对老头的脑袋。老马科斯的双眼变得通红，几乎每根头发都竖直起来，双手紧紧握拳想要跳起来，却又被什么压住动弹不得。
“敌人先对切·格瓦拉的双腿开枪，想制造他在枪战中被击毙的假象，掩盖他们屠杀的真相，但最后还是开枪打穿了他的胸膛。”老人说到这里几乎躺在床上，“我目睹了整个过程，直到格瓦拉浑身鲜血，痛苦地停止呼吸。”
我小心地走到老马科斯身边，摸着他的额头：“你怎么了？需要帮助吗？”
“没事！”他立刻坐直起来，“那么多年无法忘却的恶梦！接下来的事大家都知道，格瓦拉的遗体被直升飞机运到一个医院展示，他的双手被残忍地砍下来验证身份。有人拍下他的遗体照片，迅速传遍整个世界——死去的切·格瓦拉赤裸上身，留着长长的胡子，脸庞消瘦憔悴，眼睛半睁半闭，胸口残留着弹孔，宛如从十字架上下来的受难基督！”
肖申克州立监狱C区58号监房，历史已成为永不褪色的画面。
“他是在代替我受难！与格瓦拉一同被俘的另外七人，有六个都被同时杀害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因为我写了一份悔过书，对参加格瓦拉的游击队表示忏悔，并愿意回阿根廷过平民生活。我是个贪生怕死的懦夫，看着自己深深敬仰的人，看着出生入死的战友们，一个个被敌人残忍杀害，却苟且偷生活了下来——我明白从那一天开始，我已经死了！”
“这是战争，你没有错。”
“我曾经这么认为，但当我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家人的庇护之下，企图恢复平静生活，却发现永远都做不到了。萨特说切·格瓦拉是我们时代的完人，他的牺牲赢得了全世界钦佩，也成为无数青年的偶像，印着他的头像的文化衫，出现在巴黎的学生运动中，出现在摇滚音乐会上。格瓦拉死了，他却永远活在全世界人们的胸前。我还活着，却早就死在了1967年的玻利维亚。”
“你看不起自己？”
老马科斯的表情越发扭曲：“是，我恨自己，恨自己的忍辱偷生，恨自己的懦弱无能，为什么不像战友们那样勇敢地死去？”
“珍惜生命不是错。”
“但我无法饶恕自己！”他重重地一拳砸在墙上，“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住了几年，终于忍受不住精神压力，再度离家出走飞往西班牙——我祖先所在之地。”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我的故事才说到一半，后面又是一个LONG STORY，但我不想再说了。”
老头疲倦地盖上毛毯，在床上躺平准备睡觉了。
“为什么？我很喜欢你的故事。”
“以别人的痛苦记忆为乐？”
我被问得很尴尬，急着为自己辩解：“不是这个意思。”
“今晚你让我回忆了太多，我怕这把老骨头吃不消！”
“对不起。”
“晚安。”
接下来的一周，我渐渐适应了新房间：C区58号。
我的室友萨拉曼卡·马科斯，也不像第一夜那么可怕了。他经常哼着西班牙语老歌，酷酷地眺望铁窗，要么趴在地上俯卧撑。但他再也没说过自己的故事，也没再提过Gnostics，每天与我闲聊无关紧要的话题，比如他一直好奇的中国。
马科斯给我最大的帮助，是让其他囚犯不再怕我。他跟几个老大关系不错，说我并没有沾上墓地厄运，看看他不也是好好的吗？老头在这很有威信，囚犯们不再对我躲躲闪闪，有时还有人主动和我搭话。能让我信任的犯人，除了比尔和老马科斯，就只有图书馆的老金了。
但最令我兴奋的，是收到了一封寄自中国的信。
写信人是秋波。
你不会忘记这个人吧？秋波，地铁上的美丽盲人女孩，电台“午夜面具”节目的主持人。许多年前她救过高能的性命，却因此被大火灼瞎双眼，后来被少年的我从水中救起——她还以为就是高能。
在来到肖申克州立监狱的第三天，我给远在中国的秋波写了封信。
这封信将穿越美国西部，渡过浩瀚的太平洋，历经坎坷岁月才能抵达上海。我不指望收到她的回信，只想倾诉几个月来的悲惨遭遇，还有几近绝望的心情。
然而，想不到没过两个月，便收到了回信。
高能：
你在他乡还好吗？
收到你的来信，请人帮我读了一遍，我惊讶得不敢相信。同事说这封信确实来自美国，盖着阿尔斯兰州的邮戳，就连信封也是肖申克州立监狱。真的吗？你真的被冤枉杀了人？真的被判处终身监禁？
如果是假的（但愿是假的），我希望这只是一次恶作剧。
如果是真的（但愿不是真的），请你不要放弃希望。我不清楚美国的司法制度，也不知道有没有翻案可能。但只要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相必然有澄清的一天，正义也一定有伸张的时刻。
高能，感谢你在监狱里还能想到我，虽然我不能为你做什么，只能在另一个半球默默祝福你。
最近我的心情也不太好，两个月前我的哥哥失踪了。他是我最后的亲人，我想尽各种方法去找他，至今渺无音讯。我非常孤单，经常从恶梦中醒来——梦到许多年前的火灾，梦到那个被我救了的男孩，就是你。
今晚，只有贝贝陪伴着我，它是一条拉布拉多导盲犬，哥哥失踪前送给我的，现在已成为我生活中唯一的朋友。除了坐地铁，贝贝几乎可以带我去任何地方，我放心地牵着它过马路，去超市买东西，包括等会儿去邮局给你寄这封信。
期待你的回信。
祝你平安！
端木秋波
2009年4月19日
我摸着两页信反复看了几遍，信纸是用A4纸打印出来的，估计是盲人专用的电脑。
现在才知道她的全名——端木秋波。
她姓端木，这个姓可不多，比如我认识的另一位端木——蓝衣社的端木良。
她有一个哥哥失踪了，而且是她最后的亲人。端木秋波的哥哥，年龄应该和端木良差不多，难道是同一个人？
不可能那么巧吧？但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还是得证实一下。
我拿出纸笔，给秋波回了一封信，除了描写最近的狱中生活，信的末尾加了一句：“秋波，请问你哥哥叫什么名字？”
天气渐渐炎热，午间气温已上升到三十度。只要在太阳下跑一会儿，就累得浑身汗水。但毕竟是高原内陆，昼夜温差大得吓人，晚间气温有时会下降到几度，睡觉必须裹着厚毯子。
C区58号监房。
灯关了，铁窗外没有月光，除了走廊外微弱的光线，我的脸隐没在黑暗中。
“继续你的故事吧。”
这样的夜晚怎么也睡不着，我确信对面的老马科斯也没睡着，因为他安静得几乎不复存在，大概端坐在床上静思。
隔了半分钟，才听到他的回答：“这不公平。”
“怎么不公平？”
“你的故事，你还没说你的故事呢。”
“我？”窝在床里苦笑了一声，“我说我没有杀人，是被人陷害才判了终身监禁，你相信吗？”
“我相信。”
监狱里第一次有人相信我的话，就连一同关在看守所的比尔，对我的冤枉也将信将疑。
“为什么？”
“你个是善良的年轻人，这个问题你不会对我说谎。”
“老马科斯，你怎知道我善良？你太容易相信人了吧！”
“不，我从不相信别人！我已经活了七十多岁，遇到过无数人与事，无数谎言与骗局，无数残暴与杀戮——我自己也杀过很多人，在游击战的过程中。我遭受过许多沉重伤害，也有人无情地背叛过我。我能看出一个人对我有害还是无害，是邪恶还是善良。”
他的话令我沉默许久，才把头凑近了说：“不，你不会相信我的故事。”
“说来听听！就当做了个梦，明天早上就会忘记。”
梦？
自从2007年秋天醒来以后，我重新开始的人生不就是一场恶梦？也许，到现在这场梦还没醒，我依然躺在太平洋中美医院的病床上，依然是具行尸走肉的植物人。
“其实，我不是我自己，我是另外一个人。”
我平静地说出故事开头，或许也是故事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