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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记得是谁第一次在附近看到他的，但是，埃米尔·马修斯几乎可以肯定，伊曼纽尔·“托托”·康斯坦特正站在自己家正门前。康斯坦特，人称“恶魔”，身高六英尺三英寸，可能还要更高，穿着棉袄，打着领带，圆蓬式的鬈发梳得一丝不乱。他说，自己是带一名客户来看马修斯的房子的，位于纽约皇后区的一套三居室。他说自己是房地产中介，在前门草坪上看到了一个写着“待售”的粉色牌子。
马修斯盯着他。九十年代初，马修斯在军政府统治下的海地见过他。他的脸比记忆中要胖了一些。当年的他消瘦得像鬼魂一样，有时衬衫上会别着一把乌兹冲锋枪或.357马格南手枪。为了维持军队寡头的控制力，他利用手下的准军事部队来恐吓民众。这支传奇的民兵与海地正规军共同行动，据说折磨、强奸、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我们能看看吗？”他问道。
马修斯不知道该怎么做。也许他并不是康斯坦特。他比马修斯记忆中的康斯坦特更高大，更有礼貌。没等马修斯发现，他已经走进了房子，伸头去看各个房间，查看了地板和卫生间，专门谈了厨房的跃层空间，并用克里奥尔语做了评论。在客厅里，他走过了墙上挂着的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海地前总统，后来复位，是准军事部队的死对头）海报，但是他只是看了一眼。也许他真的只是一名房地产中介，一名来纽约讨生活的海地移民。
但是，中介走的时候，马修斯不住地想，如果他真的是托托·康斯坦特怎么办？马修斯知道，1994年美国推翻军政府之后，康斯坦特受到海地司法机关的追捕，又莫名其妙地获准进入了美国。马修斯听说，康斯坦特终于被捕并驱逐出境后，根据与美国政府的秘密协议，他于1996年被神秘地释放了，哪怕海地政府曾要求将其引渡回国，而美国当局也发现，他的太子港总部办公室墙上贴着身体残缺不全的受害者照片，就像在炫耀战利品一样。他打开前门的时候，马修斯的好奇心占了上风，于是用克里奥尔语问他：“你姓什么？”
男人犹豫了一下：“康斯坦特。”
他就是托托·康斯坦特。在这个瞬间，两名海地人站在那里，盯着对方的眼睛。接着，康斯坦特和客户就迅速开车跑了。马修斯回到家里，看见了妻子，她正在颤抖。“你怎么敢把那个恶魔带到家里来？”她大喊道，“你怎么敢？”
2000年夏天，这次相遇的消息传遍了纽约的海地人社区，从弗莱布许、劳瑞尔顿到坎布里亚高地和布鲁克林，就像在海地本国那样，“teledjòl”，“口口相传”。自从被美国政府释放，他多次潜入这片区域，但从没有像这样明目张胆——把房子卖给被他赶出祖国的人。他刚到皇后区时只会偶尔露面。据说，他在星期六男爵日穿着黑衣服去过一家迪斯科舞厅。星期六男爵是伏都教中的死神，戴着高顶帽，有好几条尾巴，守卫着墓地大门。还有人在一家肉店和百事达店里见过他。海地社区的电台和报纸都报道了目击事件。一份报纸的头条标题是海地杀人魔头在美国开派对。但是，他总能在被发现之前消失得无影无踪。到了1997年，流言终于定位到了劳瑞尔顿的一条僻静街道，就在海地社区的中心附近。多年来，流亡者们一直希望放下本国历史——一部永无宁日的政变与反政变史——的重担。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康斯坦特坐在一座白色灰泥房屋的门廊上，他和姑姑、妈妈一起住在里面。“托托·康斯坦特在海地流亡者的重镇纽约逍遥自在，这是对所有海地人民的侮辱。”里科·杜皮伊，位于弗莱布许的《海地太阳》电台台长对听众们说道。
很快，居民们就在街道的树上和路灯上贴满了康斯坦特受害者的照片，有的手脚被白色绳索绑着，有的四肢被砍刀斩断。人们在康斯坦特家的门缝里塞了一张最可怕的照片：一名小男孩倒在血泊之中。然而，几天之后，康斯坦特回到了门廊上。当地居民纷纷跑过来朝他家的灌木丛吐痰，用石头砸他家的门。康斯坦特现身马修斯家之后，愤怒的人群把他家团团围住，高喊着“凶手！”“暗杀者！”。有人在路边发现了一个人。他是康斯坦特有名的同伙，一名抗议者朝他高喊道“特务！”，人们就追着他跑。后来他不见了，康斯坦特也没了踪影，于是人群朝四英里外的房地产中介公司行进，宣称除非公司的海地老板把这名新员工开除，否则就要让他开不了张。
到了2000年11月，海地人已经建立了长期的“托托稽查队”，随时追踪康斯坦特的出没地点。大约同一时间，“托托稽查队”成员雷·拉福雷同意带我去看能找到“恶魔”的地方。他告诉我去房地产公司附近找他，有人看见他午休时在公司门口抽烟。拉福雷块头大，胡子大，还戴着太阳镜，随身带着几张海报。我问他海报是什么，他就展开了一张，上面是康斯坦特以前的黑白照片：这位声名远扬的刽子手领袖嘴角留着八字胡，嘴唇之间露着几颗歪歪扭扭的牙。海报上用粗体写着：通缉：伊曼纽尔·“托托”·康斯坦特罪名：反海地人民罪。
拉福雷告诉我，自从抗议发生后，康斯坦特就消失了。“他又躲了起来。”他说。拉福雷把一张“通缉”海报贴上电线杆后，我们进了他的车，在居民区中间穿行，经过几座优美的都铎式房屋，最后停在人们最后看到康斯坦特的房子前。“你怎么停了？”我问他。
“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说，“要是现在让我看见他，我就亲手把他捆起来。”他告诉我，康斯坦特的手下和其他准军事部队成员曾把他的一个朋友从教堂里拖出来，在光天化日下枪杀。之前，他自己的兄弟也被海地军方拷打过。我们把车停在灌木丛后面，等了几分钟。Bay kou bliye，pote make sonje.拉福雷说。
“什么意思？”我问道。
“一句古老的克里奥尔谚语，”他说，“戕害者健忘，但留下伤疤的人会铭记。”
让托托为托托说话
自从听说一个人在海地犯下了反人类罪，现在竟然又住在他迫害过的人中间，我就一直在寻找康斯坦特。与被驱逐的该隐不同，康斯坦特成了流亡群体中的流亡者，放逐在被他放逐的人中间。虽然他逃避了正义的制裁，但却逃不开自己的过往。他几乎每天都要面对它——在邻居的一瞥中，或是在街头的海报上。
更重要的是，他要第一次面对实实在在的正义审判。2000年秋天，海地政府缺席审判了他于1994年在拉博托镇至少杀害六人的罪行。一同受审的还有数十人。这是历史性的大案，是海地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地制裁军政府罪行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在考验海地腐败多年、几成具文的司法体系。美国政府也受到了国内外越来越强的压力，要求将康斯坦特引渡回国。
我见到他的律师拉罗西维耶时，他告诉我，对于他们来说，现在是形势最严峻的时刻。拉罗西维耶是一名胸膛宽阔的海地裔美国人，口音里混合了标准英语和街头土话，偏爱精工西装。他告诉我，人们经常称他为“海地版的约翰尼·柯克伦<a id="zw1" href="#zhu1"><sup>[1]</sup></a>”。他否认拉博托大屠杀的存在，还说康斯坦特回到海地后，很可能会被暗杀。由于形势已经到了绝望的关头，拉罗西维耶同意让我跟康斯坦特见面。当时很多人认为他已经失踪了。
于是，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前往拉罗西维耶位于新泽西州纽瓦克的事务所。我到的时候，拉罗西维耶正在开一场闭门会议。我在休息室里等待时，能听见里面传出克里奥尔语的谈话声，偶尔蹦出来几句英语。突然，办公室门开了，匆忙走出一位穿着双排扣正装的高大男子。我过了一会儿才认出来是康斯坦特。与军政府时期拍摄的照片相比，他至少胖了三十磅。小胡子还在，但脸更胖了，杀气也没那么重了。夹克衫里面是一件高领绒衣，左耳上戴着一个金耳环。“你好。”他说道，口音并不重。
令我惊讶的是，他看起来和普通美国人一样。我们在一个周围摆着书的小会议室里坐下，他靠在椅背上，一时没有说话。最后，他开口了：“是时候让托托为托托说话了。”
我们一共进行了十几次访谈，这是第一次。之后几个月里，他对我讲了自己的故事，经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还把厚厚的笔记、私人文件、通信和日记拿给我看。我同期还采访了自称被他迫害过的人、人权组织的工作人员、联合国观察员、海地官员，以及美国白宫、国务院、移民与归化署和情报机构的前任与现任官员，其中许多人之前从未公开谈论过康斯坦特。我还阅读了若干情报机构报告（部分之前属于机密材料）和国务院通讯记录。根据这些材料和其他一些材料，我不仅能拼凑出伊曼纽尔·“托托”·康斯坦特的故事，还能还原出美国政府起先秘密援助他、之后又帮助他逃避制裁的过程。
伏都教准军事武装
1993年10月，美国“哈兰县”号登陆舰满载着军人向着海地首都太子港开去。为了帮助海地首位民选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重掌大权，一场国际维和行动展开了，这艘军舰及其船员就是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派出的第一支大规模军队。阿里斯蒂德是一名走入政坛的牧师，身材瘦高，眼睛很大，富有激情和演讲才能，1990年底掌权，执政理念糅合了社会主义和解放神学。海地全国被践踏的广大人民爱戴他，亲切地叫他“蒂蒂”。军界和商界精英则厌恶他，认为他是没有常性的激进分子。上台不到一年，他就被一场政变罢黜了，最后流亡美国。从那以后，正规军和四处游荡的准军事武装杀害了数十人。流血事件激起了国际社会的义愤，“哈兰县”号的到来被颂扬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个试图在这座岛国重建公共安全和民主制度的象征，哪怕只是表象。
10月11日，“哈兰县”号抵达太子港附近，一群联合国与美国官员在代办维奇·赫德尔斯顿的带领下，前来迎接军舰和船上的军人。在场的还有大批媒体记者。人群在港口的入口处等候着警卫开门，但什么都没有发生。现场录像表明，赫德尔斯顿和中央情报局海地站站长并排坐在专车后座上。她通过对讲机跟另一名使馆人员说：“告诉[港口]领导，我要跟他讲话。”
“收到。我们已经多次发出申请，均无回应。”
“行，跟他说我在大门口，等着港口当局开门。”
“他现在不想说话……他跑了。”
“把门打开。”
“港口职工对我们存在敌意，现在情况可能不太妙。”
就在此时，一群武装人员发起了突袭，指挥官就是时年三十六岁，还没有出名的准军事部队领袖——托托·康斯坦特。他们已经封锁了“哈兰县”号预定停靠的泊位，现在又围住赫德尔斯顿的车，敲打着引擎盖，用英语喊道：“杀光白人！杀光白人！”
他们总共只有百人上下，不少人顶着啤酒肚，武器也比草叉强不了多少。但是，之前几天刚有美国士兵在索马里被杀，这种炫耀武力的行为起到了震慑的效果。康斯坦特在媒体镜头前上演了一出大戏：他手下衣衫褴褛的“士兵”敲着羊皮鼓，口中高喊“索马里”，就像在战场上呐喊一样。他们喝酒狂欢到深夜，把车灯打到港外“哈兰县”号等待的海域。最终，克林顿总统下令让军舰撤离。这是美国海军历史上最羞辱的撤退之一，甚至让促成此事的人大吃一惊。“我的人一直想撤，”康斯坦特后来对记者说，“但是，我赌了一把，让他们留下。然后美国人就走了！我们都惊呆了。”
这是康斯坦特和他的“海地前进与进步阵线”（Front for the Advancement and Progress of Haiti）的首次亮相。阵线的简称要更有名一些，FRAPH，与克里奥尔语单词“frapper”相近，意思是“打击”。（康斯坦特说，这个名字是他在梦里想到的。）康斯坦特于几个月前成立了FRAPH，并将其描述为草根政治组织，“一场神秘的事件”。它将从群众中崛起，取代阿里斯蒂德民粹主义运动的残余。党章是康斯坦特在一台老式手动打字机上创作的，随后被发给了媒体，里面讲道：“FRAPH是一场团结的群众运动，将整个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实现完美的和谐。”
但是，FRAPH的几千名追随者中，大部分要么是接受军队号令的武装团伙，要么就是已经解散的“背包叔叔”组织前成员。“背包叔叔”是一支臭名昭著的准军事组织，得名自海地童话中把小孩子抓走的大坏蛋。在集会中，FRAPH成员的集体敬礼姿势是以右拳击左掌。虽然FRAPH的党章里提到了团结，康斯坦特却公然宣布：“阿里斯蒂德回来只有死路一条。阿里斯蒂德和他的支持者是国家公敌。”
虽然发出了种种警告，康斯坦特还是努力营造“恶棍中的绅士”这个形象。在FRAPH的正式成立大会上，他在持枪手下的护卫下放飞了和平鸽。其他准军事武装分子会戴黑手党式的呢帽，戴墨镜，穿迷彩长裤，他却经常以身穿着齐整蓝色正装、扎着领带、手持竹杖的形象示人，走路时会靠在手杖上。他出身于海地极少数的贵族家庭，曾在加拿大多所大学留学，还曾短期担任海地驻纽约的外交官。他平常说英语，口音很轻，媒体稿件都要由英语翻译成西班牙语和法语。“别忘了，我是有来历的，”他喜欢说，“我不是老百姓。我是康斯坦特家的人。”
然而，他身上还是有些吓人的地方。他深陷的眼睛像玻璃一样，紧张兮兮的。多名美国官员和记者说他可卡因成瘾（康斯坦特一贯否认），而且他会彻夜不眠，在街道上开快车，保镖们携带着机枪跟在车后。在公开场合，他身边常有一个名叫“乔乔”的人。乔乔以前是“背包叔叔”的成员，为人凶狠，宣称自己怀孕的妻子被阿里斯蒂德的支持者谋害，素有冷血杀手之名。“他什么都不怕。”康斯坦特至今提起乔乔时仍然怀有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