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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荒唐！我生在南洋槟榔屿，母亲是西洋人。我辜鸿铭是半个洋鬼子。我十岁时去英国读书，临行前，父亲在祖先牌位前告诫我：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母亲对我关照：记住，中——国——人！”
蔡元培插话道：“借欣赏云居四宝之良机，我们在石经山金仙洞，辩论孔教之存废，对中国未来之命运，一百年后之生活方式，倒是比云居四宝更重要。当年，我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求学，辜先生已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我请辜先生来北大讲授英国文学，也邀仲甫先生来做文科学长，兼容并蓄，求同存异，请辜先生继续赐教。”
“有如此大学校长，实乃中国大幸。我在欧洲学习生活十四年，掌握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这些年，我又把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让西洋人见识东方文明之精髓。”
“辜先生之精神与毅力，仲甫深感佩服。但东方文明在西洋人眼中，不过是满足其猎奇心的玩物罢了。”
纵然，陈仲甫战斗精神十足，面对辜鸿铭也要客气三分。
“三年前，辜某英文拙作《春秋大义》在欧洲出版，阐明中国人具有深刻、博大、简朴和灵性四种美德。君不见，欧洲大战已过四年，血流成河，生灵涂炭。为何会爆发一场自相残杀的浩劫？如何解决西洋人的问题？”
“辜先生说得有理。”王家维摆出和事佬的态度，“西洋人有科学作为武器，而我们中国人既要学习科学，但也不能放弃固有之文明。”
“您所言固有之文明，却又被袁世凯捡回来，不但恢复祭典，还做了古怪的祭服，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
辜鸿铭笑着说：“君不知，我曾当面顶撞袁世凯。当他死后，北京全城哀悼，唯独我请了戏班子庆贺三天。”
“诸位，在云居四宝面前唇枪舌剑，让我这小辈开了眼界。”胡适之开腔了，面对蔡元培毕恭毕敬，“校长先生，我建议，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安福俱乐部问题到欧洲大战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