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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来又一年，懒猴上树，母猪打滚，和煦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连美帝这种旮旯边角的蛮邦僻壤也顺捎关照了一通。这时节，阳光明媚，万物复苏，脱去笨重的大棉袄，浑身清爽，甭提有多轻松。用胖子的话来说：吃饭都精神了，凭空多添两碗大白饭。新疆之行过后，大伙儿疲乏不堪，三人窝在店子里，跟困冬的熊瞎子差不多，整整蛰伏了一个冬天。
薛二爷对此颇有微词，他敲着手中光滑油亮的斤八寸，苦口婆心地劝我们出去走走。我和胖子统一战线，采取消极抵抗政策，死活不肯挪窝子，霸占了天井里一整片大好的阳光。Shirley杨破天荒地加入到了我们两个大懒汉的行列中，据说是因为博物馆休整，手上的研究耽搁了，最近闲得没处去。薛二爷气得吹胡子瞪眼，声称要将我们几个吃闲饭的统统扫地出门。可惜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日子最终还是被打破了，起因是食堂大师傅要晒萝卜干，嫌我们占地方。在一源斋有两位爷，那是千万得罪不起的。一是门卫王大爷，其二就是这位食堂大师傅。我们三人心中不甘，眼见着好好的地方被一块块不起眼的干瘪萝卜强占去，却也只好夹起马扎灰溜溜地另寻去处。谁曾想这一寻，偏叫我们几个寻出了不小的事端。
事情要从老揣打来的一通越洋电话说起。他回国之后，始终惦记着给他那宝贝儿子认干爹的事，非缠着我们去一趟，并再三言明，如果我们不肯，他就拖家带口，把媳妇和儿子都带来磕头认门儿。我心里一想，那还了得，赶忙应了下来。
“那敢情好，你们收拾收拾早点上路。”薛二爷似乎早有准备，半个月不到的工夫就把回国的手续给处理妥当了。
我说：“二爷您这也太生分了，摆明了赶我们走啊！”老头子哼了一声，又掏出一封书信：“你们这趟路过长沙，替我跑一跑。”
“哦，原来是给老相好递情书。”胖子贼兮兮地接过信封，冲薛二爷挤眉弄眼。
没想到平日里一本正经的薛二爷居然没有当众反驳他。老爷子耳根子一红，不置可否，转而假模假式地叮嘱我们路上低调行事，别惹事端。我心想：难道真叫胖子掰对了，老爷子在男女关系上还存在着历史遗留问题？
我脑海中瞬间浮现出四个字：老当益壮！可惜信封上没名没姓，徒有一处不算详细的地址——沙河坝连家屯二村。我故意逗薛二爷，可他死活不肯说出收信人的姓名，交代我们把信送到村委会即可，如果怕麻烦，到了长沙贴上邮票找个邮筒塞了也行。我们对他这种不负责任的恋爱态度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可惜老爷子软硬不吃，直到我们登上飞机的那一刻，还是没猜透他那个梦中的老太太是谁。
我们带着大包小包的土特产，辗转颠簸了好几天，可算来到了老揣传说中的故乡——湖南长沙。刚出火车站，就见一道耀眼光鲜的红色横幅迎风飘扬，上书“欢迎美国学者胡八一一行交流访问”。横幅下停着三辆跨子车。老揣坐在车篓里，头顶雷锋帽，跷着二郎腿，正和边上的司机说话，一见我们立刻摘下蛤蟆镜蹦了起来。
“可以啊，一段日子没见，返老还童了。”
“托各位的福，没有各位，哪儿有我今天。来来来，有话回家说，先上车。”小半年的工夫，老揣脸上的气色有了明显改观，不仅肚子鼓了好几圈，连两鬓的白发都褪了，整个人看上去精神焕发，跟进厂回过炉一样。要不是那口熟悉的方言，我还真不敢确定眼前的人就是当初那个病入膏肓的山西煤老板。他带来的那两个司机都穿着蓝大褂，肤色黝黑泛着红铜一样的光泽，一看就是庄稼人。他们二话不说，上前来帮我们搬行李。胖子也不客气，一屁股坐上车，扭了扭身子抱怨道：“牛车也比跨子强啊，坐都坐不踏实。你不在山西挖煤吗，怎么跑长沙来了？”
我也好奇，老揣是在孤儿院长大的，打小没爹没娘，怎么忽然变湖南人了？他笑道：“这事说来话长，我们那地方太偏了，路还没修过去。这玩意儿快，怎么着也比牛车好使。大家凑合一下，最多两个钟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