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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做——该怎么办？”
“咳——这件事情——呼呼——你可以——呼呼——找人请教请教嘛，呃？——呼，呼，呼。你还记得那个阿伯内西的故事吗？”
“不，该死的阿伯内西！”
“当然！你尽可以说他该死。可是从前有个有钱的吝啬鬼，想揩他的油，想法子让阿伯内西白开张处方。为此，他安排与对方私下会面聊天，绕着弯子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医生，听起来就像是想象中的一个病人的病情。
“‘就让我们假设，’那吝啬鬼说道，‘他有如此这般的症状，医生，您会让他服用什么药呢？’
“‘服用什么药！’ 阿伯内西说道，‘当然是让他服从劝告啦。’”
“可是，”警察局长说着有点沉不住气了，“我可是完全愿意服从劝告的，还准备支付酬金呢。谁要是能在这件事情上出手相帮，我真的愿意出五万法郎。”
“既然如此，”杜潘边说边拉开抽屉拿出一本支票本，“你还不如按刚才说的数目给我开一张支票。等你签上名，我就把那封信交到你手上。”
我惊呆了。局长也显得万分震惊。有好几分钟，他在那里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张着嘴巴，怔怔地直盯着我的朋友，眼珠似乎都要从眼眶里突出来了。过了一会儿，他似乎稍微镇定了些，抓过一支笔，几度停顿几眼茫然之后，终于写好了这张五万法郎的支票，签上名，把它递给了坐在桌子对面的杜潘。后者仔细看了看支票，把它夹进了自己的小记事本里，然后用钥匙打开了写字台的一只分格抽屉，取出一封信，递给了局长。这位官员喜出望外，紧紧捏住，双手颤抖着展开信纸，迅速扫视了一眼其中的内容，然后跌跌撞撞冲向房门，也顾不上什么礼节，头也不回地出了房间，出了屋子，而且自从杜潘让他开具支票以来，他连一句话都没说过。
等他走了之后，我的朋友开始细细解释起来。
“巴黎的警察的确自有一套，十分能干，”他说道，“他们有毅力，很聪明，也很老练，对自己职责所需的知识掌握得十分精通。因此，当G先生向我详细描述他在D宅里搜查的情况时，我完全相信他已经做了令人满意的调查——在他努力的范围之内。”
“在他努力的范围之内？”我问道。
“是的，”杜潘说。“他们采取的措施不仅是最好的，而且执行得也绝对完美。那封信要真是放在他们的搜索范围内，这些家伙一定会找到，毫无疑问。”
我只是微微一笑——但是他在讲这番话时的神情却十分认真。
“他们的措施就其本身来说是很好的，”他继续说道，“而且执行得也很好，而主要的缺陷就在于，这些措施并不适用于这样的案子和这样的人。对局长而言，某些极为聪明的想法反倒成了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a href="#m2"><sup>[2]</sup></a>，迫使他按此制定自己的计划。可在处理手中的案子时，他始终在犯错误，不是想得太深就是想得太浅，而许多小学生都会比他思考得更合理。我就知道有个八岁的孩子，他在猜单双的游戏中成功率之高，让所有的人都赞叹佩服。游戏很简单，是用弹子玩的。一个人手心里捏上几颗这样的玩意，然后问对方弹子是双数还是单数。如果猜对了，猜数的人就赢一颗弹子，猜错了就输一颗。我说的那孩子把全校孩子的弹子全赢去了。当然啦，他猜单双是有一点方法的，主要就是观察和估计对手的机智程度。比如，对手是一个大傻帽，紧攥着拳头问他，‘单还是双？’这位小学生回答，‘单’，输了，可第二次再猜他就赢了，因为他暗想，‘这傻帽第一猜时捏的是双数，而他那点脑子也只够他在第二猜时捏单数了。因此我就猜单。’——结果他猜单而且赢了。如果遇上比那傻帽稍多一点头脑的，他就这样想，‘这家伙发现第一次我猜了单数，第二次时他的第一冲动就是像前一个傻帽那样简单地把数字从单改成双，但是他转念一想，这样改太简单了，最后他决定仍然捏双数。因此我要猜双’。他猜了双，赢了。同学们都说这孩子‘好运气’，可他的这套推理从根本上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是把推理人的智力与其对手的智力做比照，”我说道。
“对了，”杜潘说道，“我问那孩子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如此彻底的比照并最终取得成功的，他这样回答我：‘我想发现对方有多聪明、多笨、多善、多恶的时候，或者想发现对方此刻在想些什么的时候，我就在自己的脸上做出尽可能和对方一样的神情，然后就看看这时候自己心里会产生什么样的念头或情感，能配得上这样的神情。’这小学生的回答，触及了使拉罗什富科、拉布吉夫、马基亚维里和卡巴内拉等人看似高深莫测的前提。”
“如果我没弄错你的意思，”我说道，“推理人的智力与对手的重合程度，取决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精确地计算对手的智能。”
“从实用目的来说，的确如此，”杜潘回答道，“而这位局长和他的那群部下却屡屡失败，首先是因为他没有进行这样的比照，其次是因为他错算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计算他们与之打交道的对手的智力。他们只考虑自己的想法有多么聪明，在搜查东西时只想到他们自己会藏的那些地方。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即他们自己的智力忠实地代表了常人的妙计，但是，当具体某个罪犯的狡诈与他们的思维特征不一致时，那罪犯当然就把他们骗过了。当罪犯的智力超过他们时，这样的结果准定发生，当罪犯的智力不及他们时，这样的结果也常会发生。他们的调查原则从不随机应变。即使受异常的紧急情况之迫使——被某笔酬金驱使——他们最多也只是将办事的老方法扩展一点，极端一点，但从不触及其根本。比如说，在D某人的案子中，他们对基本原则做过什么改动没有？钻孔、打眼、探测，敲敲打打，用放大镜观察，把建筑面积分解成平方英寸再编号登记，这一切不就是在把那个或那套搜查原则应用到极端吗？而这套原则不就是建立于局长在自己长期工作中已经熟悉了的对于人类智力的认识之上的吗？难道你没注意到吗，他认定，凡是要把一封信藏起来的人，虽然不一定都会把信藏进在椅子腿上钻出来的洞里，却至少会听从那个建议把信藏在椅子腿上钻出的洞里的类似念头，把信藏在某个隐蔽的暗洞或角落里。难道你也没注意到，这样藏东西的秘密角落，只适用于普通情况，而且也只有普通智力水平的人才会想到。因为在所有藏匿行为中，把藏匿物置于何处——以这种秘密方式来藏匿——总是最先被假定并被推测出来的。由此，发现被藏匿物根本就不取决于搜寻者多么敏锐，而完全取决于其是否细心，是否有耐性和决心。当案子十分重要——或者对警方来说十分重要，悬赏也相当可观——时，上面所说的那些素质一向都是制胜的因素。我说过，如果这封丢失的信就藏在局长的搜查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如果此信是以局长所能想象的方式藏匿起来的，那要找到这封信根本就不成问题。你现在该明白我这么说的意思了吧。然而，这位局长却完全被弄得晕头转向了，他之所以失败，其间接原因就在于他认定，由于这位大臣有诗人的名声，他便一定是傻瓜。局长认为，傻瓜都是诗人，并因此得出结论，即诗人皆傻瓜，从而彻底地犯了一个周延全称肯定判断之谓项的逻辑错误。”
“不过此人真是诗人吗？”我问道。“我知道他们是两兄弟，两人都有点文学才气。不过我知道那个当大臣的曾写过很深奥的微积分学方面的东西。他是个数学家，不是诗人啊。”
“你错了，我对他很了解，他是个数学家兼诗人。正因为他既是诗人又是数学家时，他推理能力很强，而如果他仅仅是个数学家，他就根本无法推理，这样就会在局长面前束手就擒了。”
“你太让我吃惊了，”我说道，“你说的这些和所有人的观点完全矛盾。你不是想彻底否定人们经过几个世纪的研究探索才建立起来的观点吧。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数学推理就是推理之极致。”
“‘Il y à parier，’”杜潘引用尚福尔的一句原话回答道，“‘que toute idée publique，toute convention reçue，est une sottise，car elle a convenue au plus grand nombre.’<a href="#m3"><sup>[3]</sup></a>我告诉你，数学家们竭尽全力地散布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传播广泛的谬误，即使把这一谬误宣传为真理，它还是个谬误。例如，他们利用本来可以用于更好目的的方法，把‘解析’这个术语偷偷加在了代数学上。法国人是这一欺瞒的始作俑者。但是，如果说一个术语有什么重要性的话，如果说词语是从其应用中获得价值的话，那么，‘解析’一词所表示的‘代数’含义，和拉丁语中‘ambitus’表示‘野心’、‘religio’表示‘宗教’、‘homines honesti’表示‘一群品格高尚的人’等没什么两样。”
“我看，你得和巴黎的一些代数学家好好争论一番了，”我说道，“不过你接着说吧。”
“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在抽象逻辑之外还能有以任何特定形式出现的推理，也不认为这样的推理会有任何价值。我特别不同意经数学方式导出的推理。数学是形式和数量的科学，数学推理只是将逻辑应用于观察形式和数量。哪怕是把所谓纯粹代数的真理说成是抽象或普遍真理，也不啻于犯了大错。如此大的错误，居然还被人普遍接受，真让我大为不解。数学公理并非公理——即普遍真理。比如，数学关系——如形与数——所适用的，用在伦理学上经常就大错特错。在研究后者的学问中，集合体等同于整体的说法就经常是不正确的。在化学中那些公理也不适用。对动机研究它们也不适用，因为当两个各有其特定价值的动机联合到一起时，其价值并不一定等同于各自价值之和。数学上还有很多其他的真理，其真理性也仅限于数学关系之中。但是数学家们却习惯上从其有限真理出发，以为它们具有绝对的普适性——而世人也的确以为它们具有普适性。布莱恩特在其高深的《神话》一书中就提到了人们犯错误的一项类似的缘由，他说，‘尽管我们并不相信异教传说，但却不断忘却这一点，经常把传说当作存在着的现实加以援引。’对于代数学家来说，他们本身就是异教，他们就相信这样的异教传说，他们之援引传说，与其说是由于记忆差错，不如说是出于头脑中无法解释的糊涂。简而言之，我从未碰到过一个纯粹数学家，除了求等根之外还能让人对其表示信任，或不在暗中把x2+px绝对且无条件地等于q当作自己信奉的准则的。你要是愿意，不妨试试对这些先生中的某一位说，你相信在有些场合下，x2+px并不完全等于q，一让他明白你的意思，就得赶紧逃开去，不然，他一定会给你一顿狠揍。”
当我对他上述之辞只是付之一笑时，杜潘继续说道：“我的意思是，如果大臣只是一个数学家，局长就决没有必要给我写这张支票了。然而，我认识的他却既是数学家又是诗人，因而我使用的方法便是根据他的能力来制定的，还参考了他所处的境况。我还知道他是宫廷中人，而且是个胆子很大诡计多端的家伙。我想，这样的人绝不会意识不到警方行动的常规模式。他不会没料想到——事实也证明他的确料到了——他会遭遇突击检查。我想，他一定预见到自己的住处会遭到秘密搜查。他经常夜不归宿，警察局长很高兴地认为这对他的成功搜查有所帮助，我却认为都是诡计，为的是给警方提供彻底搜查的机会，好让他们得出G先生后来的确得出的结论——即信不在那地方。我还感觉到，刚才我不厌其烦地向你仔细讲述的那一整套思路，讲到警方搜查被藏匿物的行动牵涉到那条不变的原则——我觉得这一整套思路肯定会在大臣的脑子里闪过，这肯定会使他放弃任何通常的藏匿地点。我想，他的脑子肯定不至于笨得想不到这一点，即他在旅馆的住所中最秘密最隐蔽的暗处，在警察局长的目光、探针、小钻和放大镜之下，都会如最平常的衣橱那样毫无秘密可言。最后，我发现他会被迫转向简单化，哪怕不是有意做出的处心积虑的选择。你也许还记得，第一次和警察局长见面时我就说，这件让他如此费心的案子之所以显得神秘，完全有可能是因为它其实十分的简单明了，而局长听了却大笑起来。”
“没错，”我说道，“我清楚地记得他那副开心的样子。当时我还真以为他要笑得抽风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