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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与地下
呼家堡的“新村”分地上和地下两种。
地上的“新村”，是活人住的。一栋一栋，都有牌号。
地下呢，是死人住的。一列一列，也有碑号。
这是呼天成的又一伟大创举。
“文革”时期，到处都在破“四旧”，破着破着就破到了死人的头上。上头一声令下，让村村都平坟。于是，那些先人们的坟墓都一个一个平掉了，先后种上了庄稼。原来村里呼、刘、王三大姓，有三块很大的墓地，全部平掉后，村人们也就没了上香烧纸的地方。一到清明，媳妇们也就马马虎虎随便找个地方烧一烧，表示一下意思。“文革”以后，风声不那么紧了，看邻村都把先人的坟头又一一竖起来了，呼家堡人也想这样做，却又没人敢，后来呼、刘、王三大姓的老辈人就找了呼天成，说了“祖先”的事情。那时，呼天成正领着村人集中精力建新村呢，顾不上，就说：“这事我记着呢，让我想想。”等地上的新村有了眉目以后，在一天夜里，呼天成忽发奇想，说咱干脆也建一座“地下新村”，让走了的人到阴间也过过这集体生活，省得他们死后寂寞。这话说了，呼、刘、王三姓的老辈人面面相觑，可一时也提不出反对的意见，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地下新村”的阴址，是呼天成亲自带人去选的，选来选去，选在了西岗上。西岗是一块朝阳的荒地，就是不上水。呼天成看了，说这地方好。这个地方，既不占好耕地，阳光又充足，八面采风，是个好地方哇。于是，这事就定下了。
可是，到了迁坟的时候，又出事情了。首先，呼、刘、王三大姓的意见就很难统一。由于坟已平过多年，好多人竟然连先人的姓名都记不清了。呼、刘、王三姓，是按姓氏排呢，还是按辈分排呢？众说不一。老辈人说，总得有个规矩吧。其他杂姓的人，就更麻烦了……结果，争来争去，谁也不服谁。他们争的时候，呼天成一直不说话。到了最后，人们说，就让天成定吧。于是，又是呼天成定下了一个原则。他说，既是“新村”，就得有“新村”的样子。就按号排吧，各姓按各姓的埋，统一排号，村里统一立碑。
在西岗上，呼天成让人专门拉了一道砖砌的花墙，栽了几行松柏，又砌了一道大门，还在大门前边搞了两个石狮子，门的上方书四个大字：地下新村。碑呢，是统一用水泥板制的。不管怎么说，先人归位的时候，好歹有个“身份”了。这“身份”对先人们来说，就是一个编号。其实，迁坟时，好多棺木打开以后，里边已经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了。有的只剩下一片布，有的是还剩两块碎了的骨头，有的甚至连骨头也找不到了，只是一些沤坏了的木渣。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是，一门一门，一姓一姓的，谁是谁呢？记忆力好的，仅是能记住个大致方位，也弄不十分清楚，你说是你五叔，他说是他六爷，还有的说怕是俺四奶奶吧？……就这么糊糊涂涂地迁过去了。
结果，迁到“新村”这边的，顶多只能算是先人们的灵魂了。在这里，每个灵魂都成了一个编号，从001开始，接下去是002，003，004……一直排下去了。排着排着又排出事情来了，刘家祖上有一个人，是解放初期被镇压的；王家也有个人，是抗美援朝时牺牲的。于是，王家的人就说，俺土成爷是个烈士！咋能跟刘老茂弄一样呢？刘家人说，人都死了这么多年了，骨头都沤成灰了，还论这论那哩？王家人说，咋能不论呢，烈士啥时候都是烈士。结果，争来争去，还是呼天成一锤定音，说：这样吧，凡镇压的，就不说了；凡烈士，就加个红星，以示有所区别。
先人归位后，头一年过清明，村里的女人们就一拨一拨地站在“地下新村”里吆喝：“咱爷是多少啊？”
这边就有人大喉咙喊：“咱爷是175，咱奶是143！”
那边说：“咋差着码哪？”
这边说：“咱奶走的早！也不知是不是咱奶，弄混了。就那吧。”
还有人叫道：“287是咱爹，还是咱娘？！”
那边就急喊：“三叔，那是咱三叔！”
后来，呼天成说，咱也别搞封建迷信这一套了。到了清明节，村里集体送两个花圈，悼念悼念，让他们“联欢”吧。于是，也就没人再去送“纸钱”了，就让他们自己“联欢”。
这样，久而久之，在祭祀先人时，数字的记忆就渐渐地大于了血脉记忆。不知为什么，人们一说到死去的人，就不由得想起了“地下新村”里的碑号，那些数码字立时就在脑海里出现了。一提起来，就是“几几、几几”。
其结果是，在呼家堡，辈分和姓氏的力量自然就淡了许多。
可谁也料想不到，死人一旦有了区别，活人就也想“区别”一下。对这件事，反映最强烈的竟然是八圈！
这年冬天，八圈病了，他病得很重。头两天，还有人见他拄着棍在菜地里挑粪呢，没几天的工夫，人已经下不了床了。论年纪，八圈已算是高寿了，他这人看上去病恹恹的，竟活了八十多岁。因为八圈一辈子没有结婚，算是孤寡老人，他虽一个人住，生活呢，该是由村里管的。八圈一生病，就对人说：“古人云，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找自己去。看这劲儿，我活不了几天了。能不能让我见见天成？”人们就劝他说：“圈爷，有啥你说了，该看病看病。呼伯太忙，你见他干啥？”他说：“我就一个要求，让我见见天成。”可那段时间呼天成太忙，一直没有空儿。于是，八圈就开始“上书”了。他躺在病床上，就接二连三地让人代笔给呼天成写信。每次“上书”，他就瞪着两眼，郑重其事地口述道：尊敬的天成……第二封又改成：敬爱的天成同志……第三封是：最最最敬爱的天成同志，我是快要死的人了……
就这么一连写了三封，有天晚上，呼天成果然看他来了。看见呼天成的时候，八圈两眼一亮说：“天成啊，你可来了。”
呼天成走到床前，笑着说：“圈叔，你的信我收到了。咋样啊？让大夫再来给你看看吧？”
八圈说：“不用看。天成啊，我不中了。有句话，我想给你说说……”
呼天成说：“圈叔，你也不用那么悲观，人嘛，都有老的时候。有啥话你就说吧。”
八圈的手抖抖地从被子里伸了出来，他手里拿的是一张纸，他抖着手里的那张纸说：“天成，你看看，我可是平反了呀。县剧团早就给我平反了。这儿有红头文件，正式的。”
呼天成点了点头，说：“我知道。圈叔，我知道你平反了。有啥事你说吧。”
八圈喘了口气，说：“我这前半辈子，唱了半辈子的戏；后半辈子，挑了半辈子的粪，也算是给人民作了贡献了……”
呼天成说：“那是，那是。贡献还不小哪。”
八圈说：“那我现在算是……‘人民’了吧？”
呼天成笑着说：“当然是人民了。不是人民你是啥？”
这时候，八圈的脸微微地红了，那红像姑娘似的，竟带着一丝羞涩。八圈说：“那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呼天成说：“圈叔，你也不用吞吞吐吐的，有啥要求你说。”
八圈小心翼翼地说：“我是快入土的人了。进那‘地下新村’的时候，能不能赐我几个字呢？”
呼天成说：“啥字？”
八圈说：“你看，我是个唱戏的，一直唱旦儿，我有艺名……到了那边，我还想，还想给大家唱两口。”
呼天成笑着说：“那好哇。你说吧，啥字？”
于是，八圈像孩子似的祈望着呼天成，说：“你看，那碑上，能不能给我书四个字：人民艺人。”
立时，呼天成不吭声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又笑了。他笑着说：“圈叔，你的要求不低呀。”
八圈的脸一下子憋得通红，他急急地说：“你看，你看，我是‘人民’吧？你刚才还说我是‘人民’……”
呼天成说：“圈叔，你是人民不假。我啥时也没说你不是人民。可这‘人民艺人’……这这，我看就算了吧。”
八圈眼巴巴地说：“天成，你看，我唱了大半辈子戏，这总该是真的吧？”
呼天成点了点头：“真的。”
八圈说：“那我算是艺人吧？”
呼天成说：“艺人，你是艺人。”
说着，八圈哭了。八圈抖着手里的那张纸，呜咽着重复说“你看，恁都说我是‘人民’，这，我又是个艺人……我都平反了，红霞霞的章盖着，这又不是假的？你都不能赐我四个字……”
呼天成说：“圈叔，你要别的什么我都能答应……”
八圈说：“我啥都不要，我就要这四个字……”
呼天成说：“圈叔，不是我不依你。这四个字太重了，没有先例呀。要是给你书了，别人书不书？这事，只怕得商量商量……”
八圈迷迷离离地说：“早些年，我红着呢。那时候，你不知道我有多红。到一个村里给人唱戏，人黑压压的，有人躲在台子板下，从缝儿里抠我的脚……走的时候，大闺女小媳妇跟一群，送出十里开外，他们都叫我‘十里香’，还有人叫我‘浪半城’，这都是真的……”
呼天成背过身去，一声不吭。
这时，旁边有人提醒他说：“圈爷，你别说了，那是旧社会……”
八圈仍迷迷糊糊地说：“旧社会我唱戏，新社会我还是唱戏，就是词儿不一样。阳间我能唱，到阴间，我都不能唱戏了？”
呼天成仍是沉默不语。
八圈见呼天成不说话，就说：“天成啊，我就要这四个字，恁商量吧。我等着，啥时候商量好了，我啥时候闭眼……”
呼天成叹了口气，终于说：“那你等着吧。”
在此后的时间里，八圈就一直等着。他瞪着两只眼，怔怔地望着屋顶，半晌了才出一口气，但只要有人来看他，他就急煎煎地问：“批下来没有？”
“人民”评议会
八圈是五天后咽气的。
在这五天时间里，有一次村里开干部会，呼天成还是把八圈的要求提出来了。他说：“八圈有这个要求，大家议一议吧。”
村秘书根宝说：“人都死了，要那干啥？”
有人说：“那是灵魂。报上说了，‘灵魂’是大事！”
副村长呼国顺说：“叫我看，人死如灯灭，两眼一咯叽，其实是啥也不啥。这人呢……”
呼二豹说：“鸟！不就是四个字吗？那算个。”
有人马上打断他：“那是四个字吗？那是荣誉！”
听人这么一说，呼二豹立即改口说：“就是，圈爷这人，娘娘们们儿的。娘娘腔不说，走路还一扭一扭，指头还老翘着，浪不叽的，没个男人样！听我爷说，他年轻时，是个棉花锤，走一路弹一路，到哪都勾人家女人，好串个小场，嗨，愣是有人喜欢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