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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徐树军 ××年×月×日
徐树军比划着谈了他的笔迹的特征，又指出那些假签名的笔迹，说：
“稍稍仔细一点看，一看就能看出来，这签字是假的。”他沉思了一会，自言自语道，“这么大的事，我竟浑然不觉，叫人卖了，难道还要给人家数钱吗？”
童彦说：“这些发票涉及的金额有好几万元，恐怕要做笔迹鉴定才能定性。你看这样好吗，资金使用的问题，等笔迹鉴定以后再说，我们谈别的问题如何？”
徐树军说：“悉听尊便。”
童：有人反映，你在用人问题上存在任人为亲的问题，谈谈这个问题吧。
徐（沉默半晌）：我回忆了一下，在我的手上往进调过三个人，除任之良是我选的外，其余两个都是市上的领导推荐的，有的人有明显的劣迹，进来之前，我也顶过。比如冯晓仁，我不想要，但上面压得紧，我没有顶住，就调进来了。进来时间不长，出于同样的原因，给他任了个科长，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管着。人没啥本事，事情倒不少。要说用错了人，此人便是。其他方面，我想不起来有什么不适当的地方。
童：这个冯晓仁，在社会上反响很大，我们也听说过，但又没有拿到桌面上来理论的事。倒是这个任之良，反映到我们这儿的事，有鼻子有眼的。人家都说，后台就是你，是你纵容的。
徐：反映问题，那是人家的权利，嘴长在人家的脸上，说什么你也没有办法。说到任之良，说实话，我是信任他的，工作中也放得开。这是因为，第一，这是一位学者型的人，比较清高，对公家的钱物不屑于贪占，放开手脚让他干，我放心。第二，此人疾恶如仇，但头脑冷静，遇事不事张扬，协调处理善恶之事滴水不漏，也就是说，不仅自己不贪占公家的财物，对损公肥私的人或事，该怎么做，他分寸把握得好。第三，工作能力强，你们知道，我文化水平不高，能力有限，不用一些有文化会干事的人，我这个局长是当不下去的。因此，在许多事情上，我经常向他咨询，征求他的意见，在别人看来，好像我们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财务一支笔，这是你们的规定，这支笔由我来管，办公室又是我直接管理的，有人怀疑我们有经济利益关系，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能容忍往一个好人的头上泼脏水，往一个好干部的脸上抹黑。我也希望，通过这次调查，让组织上了解了解任之良。
童：照你这么说，是有人诬陷任之良了？
徐：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反映的是什么问题，我只希望好人有个好报，至少不要遭恶报。
童（满脸不高兴）：有人反映，任之良生活作风相当随便，与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关系暧昧。这些事你不知道？
徐：我没听说他跟不三不四的女人有什么关系。他是和一些女性有来往，但据我所知，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仅仅是朋友而已。
童（提高了声音）：成天和娱乐场所的女人混在一起，恐怕用“朋友”两字是难以解释清楚的，我的徐大局长，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这样啊？
徐：当然，在公务活动中，由于职务的关系，少不了经常陪客人出入那种场所，但我知道，他从来不跟那种女孩子粘乎。在社会交往中也一样，朋友很少，异性朋友更少，要有，肯定是和他谈得来的那种，不会是男男女女的那种。
童：是吗？
徐：要是不信，你们还是按你们的规矩查吧，我相信你们会给他一个清白的。
童：好吧，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下面你谈谈你们班子的配合和团结问题。比如在坚持民主集中制方面，说你不讲民主，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家长作风严重。
徐：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我本来不想谈这个问题，作为这个班子的班长，班子没有带好，我有责任。但是，如果班子中有些成员压根就不配做领导干部，你让我怎么带？我又怎么能带好呢？
童：关于班子成员个人的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在今天的谈话之列。
徐：可我觉得这不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与班子的问题紧密联系的问题。就是说，要谈班子的配合和民主的问题，就不能不谈班子中的某些成员。我们有个副局长，你和他谈工作，他装聋卖哑，你征求他对某一项工作的意见，他装疯弄傻，说什么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不是我告状，这个人想问题、做事情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他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的事，他争着干，不让他干，他就说你不讲民主。他从中谋不到利的事，你让他干，他千方百计推，死皮赖脸地磨，就是不接受，不干。开会议事，也是这样，对自己有利的事，不管你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拍着胸脯就要干，对自己没利的，要么不表态，要么顶着不让你干。这样的人，你说我怎么对他讲民主呀？完全依着他，对他是讲民主了，可我对得起组织，对得起纳税人吗！
这样的谈话进行了好长时间，最后，童彦要他就群众反映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写个说明，限期交上来。徐树军心情十分沉重，怏怏不快地离开了这里。出了市委大楼，眼看快到中午了，他也没有回局里，直接回家了。
回到家里，他越想越不是滋味。时下流行几句顺口流，说是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闹的，闹的不如不要脸的，不要脸的不如不怕死的。他回想自己的所作所为，觉得这话说得入木三分，说到要害处了。
在这几年里，请客送礼的事是有的，他想了想，大体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与省厅的交往中；二是为了与本市有关部门搞好关系，求得这些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三是接待外地来客（近些年，本市的这项业务工作在全省名列前茅，所谓学习取经的外地同行来的较多）；四是和市上有关领导的交往中发生的。所有这些，都是在干工作中逼出来的。现如今，要想干点事，干成点事，不想点歪点子，走点歪路子，成吗？在公务交往中请客送礼，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矩，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但话说回来，如果组织上认真了，或者领导层有人盯上你了，想给你点颜色看看，或找个岔子把你从现在的岗位上拿下来，就是鸡蛋里，也给你挑出几块骨头来。从严掌握的话，拿公款请客送礼，本身就是问题，不管你请的是哪里的客，送得是哪门子礼。
想到这里，他叹口气，心想，自己老了，船到码头车到站了，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大不了这个局长不干了呗，还能怎么样呀！这么一想，他觉得轻松多了，可又为任之良捏一把汗，他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想，任之良就没有想着得罪谁，也没有得罪过谁，谁就这么对他过意不去，非要给他找点事不可呢！不就是在工作上和他密切配合，无意中得罪了一些人，或者让步一些人看着不顺眼，故意给他找点难堪。因此，说到底是他连累了任之良。想起这些，他心里就不是滋味。
他想了很多，午饭也没有吃，倒头便睡了。一觉睡到下午三点钟，起床后，他给任之良打了个电话，问局里有没有什么事。任之良说没有什么事，只是省厅来电话，通知了个紧急会议，明天在省城报到，问他什么时候动身，带不带车。徐树军说，车就不带了，来回的过路费比火车票高出好多，还是晚上坐火车走吧，劳驾你给买张火车票吧。
徐树军被监察机关叫去谈话，下午没去上班，晚上又直接坐火车上了省城。这纯属偶然，可在冯晓仁看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他从暗处跳到了明处，逢人便说，看，怎么样呀，我没说错吧，是被双规了吧！接下来就有点神秘兮兮地说开了，说市委已经在酝酿局里新的领导班子了，骆垣坐第一把交椅，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他在别人面里讥讽任之良，说他在这个时候还不识风向，脑筋转不过弯来，还跟着徐树军跑，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局里多数人不明就里，平日里，大家不会把冯晓仁的话当回事的，看他神神秘秘的样子，平时又爱打听个小道消息什么的，且与骆垣关系又铁，大家又都知道，这骆垣是“上面”有人的，对冯晓仁的话也就有几分信了，心里有点小算盘的，还积极与冯晓仁套近乎，说不上还能捞点儿什么好处。
骆垣当然知道徐树军是怎么回事，并且知道徐树军指出了冒名签字的事。但他仍然装聋作哑。有些人去他那儿打听消息，他说：
“我也不太了解，不过，他被纪委叫去以后，这几天没有回来，被‘双规’了也是有可能的。以后的事，就看他的造化了，谁知道他做下的事有多大呀！”
接着他就给你分析一番，然后就说：“事大事小先不说，就是这么一闹腾，这个局长也不好干了。再说这么大年龄了，何苦呢！”
骆垣对这件事的态度，他的这些话，给人的感觉就是，徐树军大势已去，这个局长的位子非他骆垣莫属。造成这样的舆论氛围，正是他所希望的。
调查还在继续，徐树军没有回来，任之良又被叫去谈话了。还在徐树军谈话的那个房间，还是那两个人。他坐下来后，童彦问：你办公室主任干几年了？
任：六个年头了。
童：请你来是想核实一些问题，希望你能如实回答。
任：这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