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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局领导班子的风波悄悄地过去了。局长仍然是局长，几位副局长也没有什么变化，骆垣非法报销发票的事也不了了之。事情明摆着，上面有人对此问题有意捂着盖着。对此，徐树军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徐树军觉得，他和骆垣在一个锅里搅勺子，这人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以如此卑鄙的手段，做出如此卑劣的事来，心也有点太脏了，以后还怎么共事呢？更可气得是，这事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过去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通过这事，徐树军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副手对这个位置是志在必夺，背后又有人给撑腰，何时来夺，只是个时间问题。心想，与其叫人家撵，还不如主动一点退下来体面。这么想着，对局里的工作也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很多事情也就由着他人去了。对骆垣的所作所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对自己过不去，就得过且过。
骆垣在举报徐树军的事情上，不仅没有达到替代徐树军的目的，而且挨了刘金全和甄恪的剋，还差点闹出什么乱子来，彻底毁掉自己的政治前程。因此，他感觉到，这天下还不是他姓骆的天下，他还不能为所欲为。在局里，还不能不把一把手放在眼里，至少在表面上还得做出一副顺从的样子来，不至于再让人家抓到什么把柄。所以，只要不是涉及与个人利益相关的事，总要向徐树军请示汇报，徐树军就说，你们看着办吧，有了成绩是你们的，有什么责任，你们自己承担好了。
任之良夹在中间，工作不好做，个人关系也不好处理。办公室负有机关管理的职能，他跟谁处，都是轻也轻不得，重也重不得。
他知道，眼下这风平浪静的日子是维持不了多久的，骆垣并没有放弃当一把手的努力，之所以收敛，是因为报了假账，如果有人跟他较真，把这个问题炒热或捅到上面去，那是要受处分的，往重里说，就是坐牢也未可知。他清楚，一旦骆垣卷土重来，徐树军会把这事拿起来，作为武器向他投去，如果惹急眼了，也就不管什么甄书记刘常委了，因为，自卫是一切生物的天性，不要说自诩为万物之灵长的人了！
其他几位副局长、调研员、助理调研员什么的，本来就没有什么事可做，争那个一把手又没有一点希望，也就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落得一身自在。这样，任之良也好伺候得多，谁没茶叶了，没有纯净水了，或谁的电话、手机、电脑网络没费了，或谁要用一下车什么的，来给任之良吱一声，任之良打发个人去买上，送到谁的办公室，或让会计开张支票，让司机上电信部门交了，或派个车，也就打发了。有时任之良花这些钱，确实心疼，他想，把这帮子人养在家里，该享受什么待遇叫人家享受得了，白白地养着也比叫他们上班省呀。至少可以省下电话费、手机费、上网费、汽车燃修费、电费水费这些开支，还可以给他省点口舌，省点精力。
任之良被骆垣视为异己。在骆垣的社会关系网上，每一个砝码都有一定的政治含义，交谁不交谁，怎么交，都有一定的规则。像任之良这种人，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几乎不为骆垣所注意，一有风吹浪打，不是拉便是打，没有中间道路让你可走，你想逃都逃不脱的。他们生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方，吃的是同一块地里长出的食物，喝的是同一条河里的水，在完全相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长大，接受的是完全相同的教育，而其行为模式竟是如此天壤之别。由此可见，这是由他们的遗传基因决定的，与自然环境无关，与后天的教育和其他社会环境的关系也不会很大。
局里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任之良紧张的生活变得悠闲起来，对于忙惯了的他，一旦闲下来，便产生了这样一些奇怪的想法，这些问题缠绕着他，着实令他厌烦。
他想跟林思凡聊聊。而林思凡好像永远地失踪了！这疯丫头，叫狼刁走了吗？如果是这样，就太可惜了，她是人类的优秀分子，她的基因应当代代相传，不应该在生儿育女之前就被狼叼走。
梅雨婷听说查徐树军的事时，有人怀疑她与任之良有不正当的关系，她怕与任之良经常在一起，会影响他的前程，因此她对任之良敬而远之，任之良也不好经常找她，他俩毕竟不同“群”，分别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和不同的社会评价体系之中，尽管他俩的心灵是那样的默契，也无法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的同一个圈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