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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离骚》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离骚》
《离骚》作于屈原初被怀王疏远或第一次流放之后。忧心如焚，缠绵悱恻，辞意哀伤而志气宏放。这时的屈原希望未灭，心存幻想，切盼怀王悔悟，让他重回郢都，为国效力。这数句诗，将屈原的人格主要特征、困境意识表达得很充分。
屈原陷入困境，导源于楚国陷入困境。
屈原出身楚国贵族，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怀王为太子时，屈原曾长期侍读。怀王即位后，屈原深得其倚重，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仪表出众，风度翩翩。古人是迷信相貌的。相貌或许是命运的一种形式。才华和相貌都会引起他人的嫉恨。屈原在作品中屡屡诉说他为嫉恨所困。
正当中国实现大一统前夕。迅速崛起的秦国，雄踞西北，虎视鹰瞵，有野心有实力有动作。对六国来说，存亡是逼到眼前的现实。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有能力抗衡秦国的是齐、楚，齐国在政治上已显颓势，楚国疆域更广更富庶。“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天下不归秦，则归楚。实际上，秦国完成大一统之前，楚国先完成了中国南方的统一。
六国从未有过真正成功的合纵，秦国的连横动作却每每奏效。
已是风声鹤唳的局面。天下大势，屈原看得分明。他的焦虑紧张，由来已久。屈原始终力主联齐抗秦。他屡次出使齐国，都是为了同一目的。可是他的主张与奋斗却一再受挫，楚国逐步陷入为秦摆布状态。屈原亦渐被疏远，直至被流放。楚怀王三十年（前299年），怀王应邀赴武关会盟时被秦扣，三年后客死异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据记载，此时屈原绝望，赋《怀沙》，投汨罗江自沉。
春秋战国之诸子百家，早就认可天下必将重新归于一统，形成“新天下”。天下重于国家，是诸子的共识。到战国时，“邦无定土，士无定主”，客卿制盛行，纵横家走俏，朝秦暮楚竟无关人的品质评价。士子们有空前的活动空间。在一个爱国感情相对稀薄的时代，屈原却把自己与楚国命运紧紧绑在一起。
不断有后人这样发问：凭屈之才能，何国不容？何不弃楚而去？屈原不是不明白，而是做不到。屈原并非不认可诸子的天下观，但天下即使不是由楚来统一，也至少要长久保存楚国，这是屈原政治、思想、情感的底线。他融合吸收以儒为主的诸子思想，称道尧舜禹汤，主张仁政，其主导思想是北方的，情感文化却是南方楚国的。作为楚贵族，世代与国家关联极深，本人一度成为政坛中心人物。这一切决定屈原自觉地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绑在一起。楚国如为人吞灭，在他是不能接受的。举目天下，无处能给他安身立命之感。不是天下不能，是他不能。若能朝秦暮楚，人间必无此屈原。这是解读屈赋，理解屈原异乎寻常感情的基础。
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离骚》这样，将个人情感、政治际遇、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所谓长歌当哭，《离骚》是也。自成天籁，“自铸伟辞”（刘勰语），《离骚》是也。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刘勰语）没有楚国，亦难见屈原。楚国，屈原，《离骚》，三者可互印互证。“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韩愈《送盘谷序》）楚国之有屈原，不是偶然的。各国亡了就亡了，很快便尘埃落定，惟楚国国亡而“魂魄”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在怀王客死之时就喊出这一口号。六国中为何楚国、楚人特别能“记仇”，特别怀念故国？除了战国末天下大势这一原因外，恐怕还应从文化上找原因。不能不承认，战国七雄中，楚国文化面貌最鲜明最独特。历史果然应验。反秦斗争中，楚人最为踊跃，陈涉首事，以“张楚”为号，项梁从民间找到楚怀王孙重新立为“楚怀王”。汉高祖刘邦曾为项梁部下，还写过楚辞《大风歌》。新兴汉朝对包括屈原在内的楚人表示了特别的尊重。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离骚》
《离骚》收篇于一场白日梦般的飞升远游。这类似庄子的《逍遥游》。可是当屈原从天界一瞥见故乡，天上的快乐等一切都不复存在，只有故乡，只有魂牵梦萦的故乡。《逍遥游》在想象中完成了对现实的超越，屈原却总是重重地坠落在地。从天空坠落，是屈赋楚辞中一再出现的意象。屈原那里有中国最早最沉重的乡愁。屈原之乡，不是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而是苍茫的遍生橘树的楚国。
三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