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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民族都有令人言说不尽的话题人物，屈原就是一个。并且，屈原刚死或未死之时，大约就是这种话题人物了。
《渔父》在楚辞里别具异趣。作者不详。应是屈原之后一位具有道家精神的楚辞作者所为，是最早透露屈原社会反响信息的文章。司马迁把《渔父》录入《屈原列传》，以佐证自己对屈原的评价。
《渔父》极具戏剧性，殊堪玩味，就似在泽畔上演了一幕二人短剧。屈原和渔父皆亲切可感，只是作者反而让渔父显示了精神能量上的优越。《渔父》可能是屈子投水后，楚人对屈原最早的解读。
这一短剧极富张力，是两种道德精神的冲突与映照。在渔父那里，这世界固然不怎么美妙，却是个可以将就可以和光同尘的地方。屈原则是西西弗斯式的反抗荒谬世界的荒谬英雄，伟大英雄。“渔父”是明白这一点的。旷达的渔父，执着的屈原，他们与其说是为了说服对方，不如说是各自进行了抒情式陈述。《渔父》可看作是对屈原内在矛盾的文学表达。这一矛盾在《离骚》等作品中皆有表现。莞尔而笑的渔父扬长而去，枯槁憔悴的屈原葬身鱼腹。
屈原不仅醒目地存在过，重要的是他的存在一直深刻影响着后世。屈子之魂扩张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和情感深度。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世说新语·任诞》
王孝伯是东晋末不成器的一个人物，《世说新语》的作者在这儿使用的当然是反讽笔法，从中却正可见屈原在士林的影响。
自汉代始，读骚解屈就被士林视为高品位精神活动。可是，解屈常常伴随曲解。《离骚》就是供给中国士人的一坛烈酒，有人痛饮，有人浅尝，有人不屑，有人干脆将这坛酒一脚踢翻。
汉武帝令淮南王刘安编撰《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汉书·淮南王传》）可见刘安早就将《离骚》烂熟于心。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用刘安所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完全继承刘安论点，并进一步评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突出屈原应该怨，屈赋产生于怨。刘安、司马迁是最早对屈原作出高度评价的人。
此后，围绕屈原，历代文人或褒或贬，或爱或恶，对垒分明，直至现当代。
西汉初贾谊、西汉末扬雄皆为有名辞赋家，都激赏屈原品格及作品，同时痛惜其遭遇，责其未能离楚，全身远害，致遭蝼蚁之辈欺凌。
东汉班固，青年时激赏屈原。自中年奉诏修史后，一改从前立场，激烈反对刘安、司马迁观点，在《离骚序》等文中全面否定屈原，指责屈原“露才扬己”“怨主刺上”“非明智之器”，《离骚》不合儒家“法度”。班固观点的逆转可视为屁股决定脑袋的古代版本。
东汉末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注本，对后世影响甚大。王逸反对班固所有观点，视屈原为标准儒家门徒。为此，王逸不惜削足适履。例如，他这样解释《天问》：“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天问”这种命题方式，在屈赋及诸子著作中甚为普遍，屈赋中尚有《橘颂》《国殇》等。重要的是，王逸的解读有违《天问》主旨。《天问》正是昊天之下“日暮途穷”的屈原，对“天”的激烈发难。
班固与王逸观点针锋相对，其思想却并无本质不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为汉武帝推行后，儒教迅速三纲五常化。班固因感到实在很难把屈原当儒家门徒对待，干脆“打倒屈原”。王逸则煞费苦心“解屈”，务必将屈原修饰成标准儒家门徒。
汉唐之间是漫长的乱世。历仕梁、北齐、北周、隋四朝的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文章篇》中，历数几十位“轻薄”文人，屈原首当其冲：“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扬才露己，显暴君过……”颜之推自叹“三为亡国之人”，朝秦暮楚，却皆为“忠臣”，腾挪躲闪，竟得善终。念此惊魂一生，必有深刻“心得体会”。如此评价屈原，可谓发自肺腑。
自唐代始，统治者不断加封屈原，意欲将其打扮成忠君道德神。体制塑造适合它需要偶像的冲动是强烈的。南宋理学家朱熹作《楚辞集注》，努力把君臣大义从屈赋里读出来，无视屈赋显露的冲天怨气、如梦似狂的精神状态，将“怨”全解读为“忠”，以屈原作孔门太庙之牺牲。元明清诸朝，对屈原或褒或贬，并无超出前代新意。闪光点却是有的。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将“忠君”解读为“忠国”，同期的金圣叹否定屈原“忠孝著书”说，立屈原“忧患著书”说。二人同历明亡之痛，眼光毒辣，迥异于俗儒，属非常之人的非常之见。
皇权时代，围绕屈原的论争，少有艺术批评意味，多有政治道德纠缠。根源在于，皇权专制二千年一贯制，了无新意。
那些真正的诗人、文学家对屈原是何心态？刘安、司马迁之后，贾谊、扬雄、李白、杜甫、柳宗元、辛弃疾、苏轼等皆厚爱屈原。他们甚少参与论争，只是把屈赋精髓融入血液，融入诗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杜甫《天末怀李白》）在杜甫想象中，遭遇冤屈奔波湖湘的李白会写诗投入汨罗江，与屈子之魂惺惺相惜。“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其一）》真正的诗人，他们的确容易对屈原产生惺惺相惜之情。
诗人中竟也有憎恶屈原的。中唐诗人孟郊有《旅次湘沅有怀灵均》一诗，其对屈原评价之劣可说绝无仅有：“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如今圣明朝，养育无羁孤。”简直类同诅咒，连屈原自杀亦被视为不孝。真是令人瞠目。上纲上线式的大批判，古人亦懂。上纲上线的作用就是，让本不搭界的意思搭上关系后，会有特别惊悚的效果。诗最后歌颂“吾皇圣明”，社会福利好得很。一个很有成就的诗人，为何如此仇视屈原？孟郊又有《登科后》一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狂喜至此。孟郊为“苦吟派”诗人代表，功名心重却半生困顿，大约永存一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梦想，精神人格之苍白干枯由此诗可见一斑。已成标准“小人儒”，却完全不自知。孟郊的心态就是完全建立在一己功名基础上的彻底婢妾心态。
围绕屈原，古代文人似可站成数列。一列：刘安、司马迁、贾谊、李白、杜甫、王夫之、金圣叹等。二列：班固、颜之推、孟郊等。三列：王逸、朱熹等。他们对屈原态度分别为：高度肯定或大部肯定、基本否定或全盘否定、高度肯定或基本肯定但曲解之。第三列虽只列出二人，实际追随者却是一支浩荡大军，一支拿“艺术”比附政治的大军。推敲一下三列人物的思想、情感、个性及文化取向，大有趣味。
对屈原的解读，至梁启超、王国维等现代学者，始基本摆脱皇权阴影，置于现代理性阳光之下。可是，时至今日，屈原仍然可以继续被荒谬、被涂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