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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野心，野心大小，当然不能全听曹操的。
《述志令》下文，完全以“忠”为陈述主题。
曹操历数自己心目中的榜样：齐桓公、晋文公、周文王、乐毅、蒙恬。他们皆为天下人赞赏的忠义圣贤或英雄。曹操以前三位古人皆“兵势广大”却忠事其主来自况，以后两者表明自己累世忠良。众所周知，齐桓公、晋文公后来称霸了，周文王不代商，其子武王却代商了。这三个“榜样”可真有力量。历史上更多的是名将重臣死于功高震主，比如蒙恬。曹操赞赏蒙恬，但蒙恬的悲惨命运却是曹操一定要避免的。曹操后面说道：“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没有我曹操想办而办不成的事。这是明明白白在敲打震慑天下了。曹操有亮剑能力，有亮剑欲望与必要，当然可以亮剑了。这与当今世界普遍的耀武扬威行为，基于同样的人性与国家性格。
曹操说，我不放弃兵众，是因为首先考虑子孙及身家性命，而这又与国家安危相连。又说“江湖未静，不可让位……”曹操不说为了国家不顾身家性命。他知道人家不信。话说到这份上，真话假话，可以见仁见智，诚恳坦率，却难以轻易否认。但就深邃复杂的曹操来讲，他显示给世界的，仍然只是冰山一角。
已成霸主的曹操，期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曹操？
曹操常宣示以周文王、周公为人生榜样。他们一个是圣人圣王，一个是有“元圣”之称的贤臣。曹操的自我期许是清楚的：有生之年做汉室“周公”，身后则期望成为“周文王”。在这一选择中，现实妥协，道德自律，自身期许，都包含其中了。文王姬昌纵横捭阖开疆拓土，为周朝奠基，却不代商。
《述志令》面上主旨是陈述“忠”，深层动机是向天下这个血腥江湖表明自己的巨大存在。但曹操不能无视皇权道德紧箍咒。清楚这个时代，明白自身的能量和局限。这就是曹操。曹操的态度或许可以这样说：我本人至死不称帝，就对得起汉室，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历史了。曹操有俯视皇位的胸襟，皇位并非曹操的最高追求，不像董卓之流只知做皇位大梦，“圣人圣王”才是他的理想。这是曹操的过人之处。亦表明他的人格骨子里是儒家人格。而历史并不买账。圣人圣王注定当不成，小丑却与之纠缠不休。
《述志令》表明，曹操不是圣人，却有圣人追求。以当代眼光看，圣人追求或许不值得肯定，但却是曹操雄伟气象的来源之一。曹操以《述志令》向当世喊话，那时该有不少人能听懂。后来，听不懂了，无人听了。未来社会塞给人们一个完全与《述志令》中的曹操无关的曹操。
小丑与圣人
曹操之世，社会已彻底丛林化。这个丛林并非始自曹操，而是在汉末乃至在汉中后期就形成了。丛林，自然就实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道德的招牌幌子味更浓厚了。
曹操的圣人圣王情结，不仅流露在《述志令》中。
曹操死前一年，孙权来信自贬为臣，劝曹操称帝，曹操营垒内也有大股势力盼他赶快称帝。他把孙权信向部下公开，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身边的人却不屈不挠，已经说成曹公不称帝天理难容了。豁上性命追随的主子不肯称帝，导致他们也做不成名正言顺的功臣、名臣及忠臣了。曹操这样打消他们的念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曹操的意思是明白的：称帝之事让子孙去做吧。对汉室来说这难道不算“不逊之志”？曹操对来自献帝周围哪怕十分微弱的反叛，都予以血腥镇压，不但董承、吉本、魏讽等被斩杀无遗，连皇后、皇子、贵妃亦照杀不误。为曹操“打工”的献帝难道会认为曹操并无“不逊之志”？
曹操一直斗志昂扬，企图一战定乾坤，无奈赤壁之战后已无此可能。谁打仗最厉害，谁就能赢得统一和平，谁就是潜在的开国之君。曹操能看透，孙、刘等不会看不透。除了孔融、荀彧这类憨直士人能真正心存汉室，试想枭雄们是以何种眼光、何种心情打量江山与皇位？枭雄们之所以皆惦记那个名存实亡的汉室，原因在于不论皇冠以何种方式降临，总是来自汉室。刘备既有帝室之胄这一金字招牌，似乎怎么折腾都不会被当作乱臣贼子，但令他激动不已奋斗不惜脸皮一厚再厚的根本动力，还是自己做皇帝这一美好前景。孙权无牌可打，就盼着有人率先称帝，他好搭顺风船。
风口浪尖上的那个枭雄，只能是曹操。
曹操的“圣人追求”实在是玄之又玄。在皇权道德的天罗地网里，曹操注定成为一个大怪胎。
历史基本按照曹操的设想推进了。操死后，汉室与曹魏之间通过上演一场煞有介事、高尚到似乎不感天动地就誓不罢休的禅让剧完成易代。曹丕登上帝座，像周武王追封其父为周文王一样，追封曹操为魏武帝。孙权、刘备相继“问心无愧”地称帝。据记载，曹丕在劝进的汹涌浪潮面前，面对帝位，仍然诚惶诚恐。他靠一而再、再而三的辞让表演来掩饰道德恐慌。孔子奠定了在道德上仰望并效法尧舜等古圣王的传统，曹氏父子或许以为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把戏做足，羞羞答答弄了个帝位，后世却视他们既无尧舜禅让的高尚，更无汤武革命的光荣。
曹丕主导的禅让或许难免虚伪，但多少有些政治协商意味。不杀人、不杀前朝皇帝，这是不小的功德。可是皇权道德最痛恨最恐惧的，正是曹氏父子导演的这种羞羞答答的“禅让”。皇权道德只认打江山抢江山。刀把子里面出皇帝。你打得越狠，越有说服力，越有合法性。反之，则无合法性或合法性不足。陈胜、吴广是帝王公开的敌人，曹操则是帝王挥之不去的噩梦。“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落地下的危险。”（翦伯赞语）这大约有点出乎曹操预料。
对以江山为家业的帝王来说，最悲惨最可怕的事当然是易代。董仲舒君权神授理论，用之于易代，就成了得天下是天命，失天下亦是天命。假若曹操打仗更凶一些，手段更狠一些，统一了天下，索性夺了帝位，并传祚足够久，后世恐怕还得照例给这位“开国之君”奉献颂歌。就有勇有谋有趣有文化来讲，皇权时代大约还没有哪位“开国之君”能与曹操相媲美呢。皇权作为专制权，其道德系统会随时调整自己承认强权。强权有时候就等于“天命”。刀把子能出皇帝，就能出天命。
曹操成为小丑，似乎是历史宿命。
道德路径越来越僵化狭窄。
宋朝之前，对曹操的褒贬，基本尊重历史事实。《三国志》作者陈寿给出的“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一评价，得到广泛认可。唐人称曹操为“曹公”，评价甚高。至南宋，偏安局面令统治者气虚胆怯，无力打量天下，便视蜀汉为正统，视曹魏为篡逆。帝王们越是感觉到自己苟延残喘的状态，曹操便越是一个噩梦。到明清，皇权体制更趋僵硬，随着《三国演义》及三国戏的流行，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丑曹操便代替了真实的曹操。
与其说《三国演义》反映了三国时代生活本质，不如说呈现的是作为皇权末世的明清社会生活本质。它曾是说书人的底本。所以，它除了要政治正确，还要有足够的娱乐价值，以保证说书人贡献薄技而不触犯时忌，还能稳住听众屁股赚取几个铜板。骂曹操就是政治正确。明清特别是清代，普遍的奴才已造成。奴才即使什么也没有，却有“忠”。这是足以傲视“奸臣”曹操的本钱。越是奴才，越需要某种道德优越感。
罗贯中欲表忠孝节义为充塞天地之道德价值，刘备、曹操为其正负两极。不过，读《三国演义》，从曹操奸诈里常读出可爱，乃至读出忠厚，从刘备忠厚里却常读出虚伪。鲁迅看得分明：“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罗贯中在塑造刘备等“高大全”典型时，显出较强的外在操控性，在塑造奸诈的曹操时，有时则不知不觉进入自由创造境界。奸诈的曹操，成了面具相对较少的人。谁能说明白刘备、孙权等人的真面目？罗贯中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他其实是喜欢曹操的，在曹操身上，他的伟大创作才能表达得最充分。
清统治者对各类小说，大都是取排斥乃至禁绝态度，唯对《三国演义》例外。不仅如此，清统治者还命大臣将小说改编成长达一百二十出，名为《鼎峙春秋》的连台本戏。戏中“尊刘贬曹”成为绝对理念，曹操成了与历史事实甚少关联的漫画式固定丑角。以异族入主中原的满清，对“篡逆”格外神经过敏，既怕天下视自己为篡逆，又要防范针对自己的潜在“篡逆”势力，特别需要一股忠孝节义的混沌气氛。
一个僵硬腐朽的容器，难以装下鲜活伟岸的灵魂。简单奴化的头脑，无法感受深邃的事物。补天需要英雄，娱乐需要小丑。一个未经丑化的曹操，是缺乏娱乐价值的。既然无力仰见大英雄的光辉，就把英雄简单丑化到能给奴才带来娱乐。无环境无条件养成较高精神境界的芸芸众生，在《三国演义》及三国戏营造的忠孝节义浓厚烟幕里昏沉度日，只有这样才能体会“太平犬”的幸福生活。皇权体制为求自己的长治久安，把人们拉入一个庞大的道德泥淖，当然不许谁站在泥淖之外。道德路径越狭窄，越热衷于树立榜样和打造小丑。曹操被选择成为道德谱系中首位丑角就不难理解。
一个伟岸深邃的曹操，最终成了小丑曹操。这固然可视为曹操的悲哀，但又并非曹操的悲哀。
作为诗人的曹操
有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枭雄曹操，有一个忧郁、冥想、深情、柔软的诗人曹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苍苔落叶的无边悲凉。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柔若无骨的缱绻深情。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一个广漠无垠的风云宇宙。
与异常险恶的现实疆场对应，曹操有一个苍茫广阔的精神疆场。
曹操是诗人文人悲壮自觉第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