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特·米尔斯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官方秘密的范围越来越大，对那些可能向公众泄密的人进行秘密窃听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由于公众并非由专家组成，所以有他们不应该知道的东西。关于制造和使用原子武器的一系列决策在没有任何真正公开辩论的情况下敲定，这场辩论所需要的智性事实被官方隐藏、扭曲、甚至造假。随着决策不仅对美国人来说更是对全人类来说越来越重大，信息来源却被封闭了，决策所需的相关事实（甚至是决定！）作为政治说法上的“官方秘密”，对大量信息渠道进行了封锁。
除了政治家及其顾问缺乏文化素养之外，公共相关性思想的缺乏意味着，重大决策和重要政策在制定时是不合理或不接受批评的，即不能以任何智力形式进行辩论。此外，甚至没有证明其合理性的努力。公关取代了有理有据的论证；权力操纵和未经讨论的决策取代了民主权威。自19世纪以来政府取代了政治，越来越多的重大决策都是由上帝、专家和像威尔逊总统一样的人决定的，甚至没有进行完整步骤的合理讨论。
同时，在这些传播渠道中，政治言论似乎在教养和理性上陷入越来越低的层次。这种针对大众或被认为是大众的人极度机械的沟通，可能是蛊惑人心的臆断，即怀疑和指责如果重复的次数足够多，在某种程度上即等于有罪证明，就如同牙膏或香烟品牌的反复声明被认为等同于事实。困扰美国的最大的宣传，最起码在数量和声音上是肥皂、香烟和汽车的商业宣传；这个社会正是常常对这样的东西唱起最响亮的赞歌。于此很重要的是，通过暗示和省略、强调、有时是平铺直叙，数量惊人的商品宣传往往是不真实且带有误导性的；而且这些广告通常旨在引起人们的生理欲望而非智力思考。那些进行重大决策的人或想被选举为决策者的人，他们的公共沟通越来越多地利用商业宣传和广告的愚昧无知和迷信。
精英缺乏知识与专家的恶性攀升有关，这不仅是事实而且合法化了。最近，当被反对党领导人质疑并提出关于国防政策的批评时，国防部长回答：“你认为他是这方面问题的专家吗？”当记者进一步追问，他宣称：“军事将领认为这是合理的，我也认为这是合理的。”之后当被问到具体情况时，他补充说：“在一些情况下，你所能做的就是求上帝保佑。”<a id="ch12an-back" href="#ch12an"><sup>[12]</sup></a>这样重大的任务就被傲慢地抛给上帝和专家，那幺政治领袖还有什幺做出改变的机会呢？结果是政治、道德和军事问题的公开辩论能引发的改变更少了。实际上，在珍珠港事件前，在两党的简单口号下，辩论就在逐渐退出舞台，反对立场消失已经成为趋势。
在今天的美国，管理公共事务的人比起固执己见，更加盲目无知。教条通常意味着一些或多或少阐述想法和价值的理由，因此有一些思想、智力和理性的特点（不管多幺僵化和封闭）。如今，作为公共力量我们面对的是任何思想的缺席；我们面对的是对解放公众的知识的冷漠和恐惧。这使得在讨论中智慧能够反抗和攻击的不合理的决定变得可能。
在位高权重的管理者的周围和下级是权力的专业助理，这些助理被委派担任提供知识甚至演讲的角色：公关团队、代笔、行政助理、秘书。不要忘记委员会。随着决策的方式越来越多，美国政治高层存在着理解危机，因此经常会出现指挥层犹豫不决的现象。
美国的危险不在于原始政治的野蛮荒谬，而在于国务卿备受重视的判断、总统诚挚的陈词滥调、来自阳光加州、真诚的年轻美国政客可怕的自以为是，以及广为接受的赋予他们合法性的教条，以至于没有能够任何抗衡思想能够对他们产生不利影响。这些人是不切实际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以现实的名义构建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偏执世界；他们以实际的名义构想了一个资本主义乌托邦社会的图景。他们用错综复杂的公共关系取代了对事件负责任的解释；用笨拙的心理战概念取代了对公共辩论的尊重；用合理平庸的迅速判断取代了智力；用管理者的姿态取代了详细说明各种选择和评估其后果的能力。
说到管理者的无知和平庸，我当然不是说这些人一直都是愚蠢的——他们时不时会冒出智慧的火花，虽然情况不一定如此。然而，主要不是“智力”分布的问题，说得好像智力是一个可能有更多或更少、可以一概而论的东西。这是一个智力类型的问题，是选择和培育的思想质量的问题。这是一个把实质的理性作为人的生命、品格和行为的主要价值评价标准的问题。这种评价是美国权力精英所缺乏的。取而代之的是“影响力”和“判断力”，在他们声明赫赫的成功中，影响力和判断力比任何精妙的思想或思维的力量都更重要。
四
当今高层的特征是平庸的知识分子，有时一丝不苟，但仍然是一个平庸之辈。只有在他偶尔意识到自己不能处理好需要面对的决策时，他的智力水平才会暴露出来。但通常他将这种感觉藏在心里，他的公开发言既虔诚又煽情，既庄重又勇敢，既乐观又因其普遍性而空洞无物。他只愿意接受缩短的、庸俗的、简化的和有失偏颇的观念。他是电话、备忘录和简报时代的指挥官。
尽管这也许是由于公共事务排斥思想、成功的不道德和普遍流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高层人士受益于机构统领的全部权力。这些机构实际或潜在的权力是高层人士作为表面上的决策者所拥有的。他们的职位、行动甚至个人都因这些权力受到尊敬；在所有权力高层，政治家、企业巨富、陆海军上将都身处特权之中。一个社会的精英，不管其个体成员多幺谦虚，都代表着社会权力的威望<a id="ch4-back" href="#ch4"><sup>(4)</sup></a>。此外，很少有处于高位的人能长期抗拒将自我形象、至少是一部分自我形象建立在其领衔的机构之上的诱惑。作为国家、公司和军队的代表，到一定时候，他开始斟酌自身和言辞，并开始以历史上颇多殊荣的机构认同自己的身份。当他以国家或其事业的名义讲话时，国家过去的荣耀也在他耳畔回响。
民主人士默认公众的存在，他们的言论坚称公众正是主权所在。民主国家需要两样东西：善于表达和知识渊博的公众，与如果不是理性的至少是对存在的知识渊博的公众相当负责的政治领导人。只有当民众和领导者积极响应和负责任时，人类事务才处于民主秩序中，只有当知识对公共具有重要意义时这一秩序才可能存在。只有当思想有一个自主的基础，独立于权力、但和权力有强大的联系时，思想才能在塑造人类事务中发挥其力量。只有当自由和知识渊博的公众存在时，民主才有可能实现，知识分子可以不避讳而掌权者是真正地负责的。现在，这样的公众和这样的掌权者或知识分子都不受欢迎。因此，在现代美国，知识没有民主相关性。
地位不再植根于地方社会，追随着以国家为规模的大型等级结构。地位追随企业巨富，即使他与黑帮有联系。地位追随权力，即使没有背景。在其中的大众社会中，提高地位的旧的道德和传统障碍破碎了，美国人在身处其中的圈子里寻找卓越的标准并以此塑造自己和判断自尊。然而，现在看来，过去的美国人似乎更容易找到这些代表人士。很难说这是否是由于真实的历史差异，或仅仅是政治后见之明的权宜之计<a id="ch5-back" href="#ch5"><sup>(5)</sup></a>。无论如何，在政治声誉上没有人贬低过华盛顿、杰斐逊和林肯，但对当代政治人物的不满却很多。代表人士似乎在死后更容易辨认；当代政治领导者只是政客，他们的权力可能大或小，但他们并非伟大，并且他们越来越多地因高层腐败被评判。
知识分子和掌权者很少联合，但掌权者确实喜欢结交有些学识的人，或至少喜欢结交精明的生意人。知识分子并没有成为哲学之王，但他们通常担任顾问一职，而且通常是一个既不像君主也没有哲思的人的顾问。当然，作家协会初级作家部门的主席确实协助过一名杰出的参议员，帮他润色1952年参议员竞选的演讲稿。<a id="ch11an-back" href="#ch11an"><sup>[11]</sup></a>但知识分子在其职业生涯中与掌权者有交集不合乎常情。大学和政府之间的联系薄弱，当二者确实发生联系时，知识分子更像是“专家”，即通常意味着知识分子是一名受聘的技术人员。像大多数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一样，知识分子的生计依赖于他的工作，这是现代思想控制的典型手段。获得成功需要来自更有权力的人的好的意见，他们的判断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因此，迄今为止，知识分子在职业等级中直接为权力服务时通常是受到限制的。
现在地位又追随了权力，过去模范人物的类型已被成功人士的兄弟会取代了——专业的管理人员成为了政治精英，并且现在是官方代表人。他们是否会成为大众理想中的代表，或是否会比被取代的193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坚持更久还有待判断。由于深陷不道德的成功和普遍的高层腐败，他们的形象备受争议。越来越多有文化的美国人觉得他们有一些虚伪。他们的风格和他们成功的条件使他们很容易受到舆论的怀疑，代笔作家的影子和编造的人物形象挥之不去，巧妙的编造太过明显。
知识和权力的问题是——并且一直以来都是——知识分子与统治集团的关系问题。假设我们要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中从权力的各个领域选出一百个最有影响力的人，并把他们排成一排。然后，假设我们从社会知识的各个领域选出一百个最渊博的知识分子，并把他们排成一排。有多少人会同时出现在两个队列中，权力和知识意味着什幺，特别是我们所说的知识意味着什幺。但是，如果我们说的知识就是字面意思，我们肯定会发现当代美国很少有人会同时在这两个群体中——如果有的话；当然，比起现在，在美国建国之初，我们可以发现更多同时存在于这两个群体中的人。因为在18世纪，即使是在这个殖民地的前哨中，统治阶层也在不断学习，并且知识分子往往处于掌权的位置。我相信，在这些方面，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倒退。<a id="ch10an-back" href="#ch10an"><sup>[10]</su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