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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前几代，通常能够使用他人资金的重要机会是成功的关键；在后几代中，以祖父或父亲的职位为基础，累积企业利益代替了重要机会。在最近的三代中，趋势非常清楚：现在，只有9％的巨富来自底层，23％的巨富出身中产阶级；有68％的巨富来自上流阶层。
而且，相比1900年那一代或1925年那一代，1950年那一代更容易将地位和权力传给子女，因为那时上流阶层的权力和地位没有那幺仔细地组织、支撑和加固，巨额个人财富是唯一手段，可以确保权力和地位顺利传给下一代。然而，在1950年那一代巨富中，正如我们会看到的，有许多方式可以将利润丰厚的战略位置传给子女，这些战略位置是美国自由经营的私人企业中的较高位置。
美国企业的合并发生在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大陆，很快便有移民在此定居，在法律和政治框架下，愿意并且能够允许私人劳作。他们这样做了，完成了他们在工业化和合并中受益的历史性组织任务，他们获得了巨额财富。在私有企业体系下，他们变成了巨富。
在1900年，只有39％的巨富是上流家庭的孩子，众所周知，这些出身上流家庭的孩子，88％的人至少继承了50万美元——通常更多。到1950年，来自上流家庭的巨富，有93％的人继承了财产。据说，由于税收，现在巨富们无法将9000万或1亿美元全部继承，从法律上来说这是正确的。但是，1950年那一代巨富在很大程度上是1925年那一代巨富的延续；事实上，1925年的那一代富人，在更大程度上是1900年那一代的延续。1925年的那一代巨富中，56％来自上流阶层，1900年的那一代中，只有33％来自上流阶层。但是1950年的那一代巨富，68％来自上流阶层，家族成员属于前两代巨富的占62％。
在实现财产权和要求立法保护财产的过程中，巨富涉足20世纪美国经济的上层企业圈，而且深陷其中。大型企业才是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而非巨额财富，但是，大型企业有产阶级的个人以各种形式附庸着财富的重要单位，企业是财富的源泉，是持续获得财富权力和特权的基础。所有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和家庭都与大企业相关，他们的财富都根植于此。
巨富出身上流阶层，这直接形成了常春藤盟校的优势：随着巨富来自上流阶层的比例不断攀升，就读常春藤盟校的巨富的比例也随之不断增加。在接受了大学教育的人中，1900年的那一代巨富就读常春藤盟校的比例为37％，1925年的为47％，1950年的为60％。
从经济上来说，如我们所见，无论是继承者还是累积者都没有成为有闲阶级成员和有修养的人。他们中确有人如此，但是，现代近乎四分之三的巨富继续或多或少以某种方式积极从事经济活动。当然，他们的经济活动是企业活动：宣传、管理、指导和投机。
在所有这些巨富中，有一半的人大学就读于常青藤盟校。事实上，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或就读于哈佛或耶鲁大学，其他的人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另外10％毕业于东部其他名校，例如阿默斯特学院、布朗大学、拉法耶特学院、威廉姆斯学院和鲍登学院；还有10％就读于少数知名的技术学校，剩下的30％则就读于美国各地的大学和职业学校。
而且，随着有产家庭参与到企业经济中，他们通过财产经理人进入企业界，不久我们将看到，这些财产经理人本身并非无产人士，事实上，他们与巨富并没有质的区别。当然，有产阶级的组织中心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包括那些有产大家族控制的权力，还包括其他的权力。在经理人的整顿下，以富人为核心的财产体系得到了巩固，而且有管理层加入其中，在大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管理层为了企业大亨的共同利益而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确实发现巨富们通常比普通大众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即使在1900年，31％的巨富接受了大学教育；到1925年，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达57％；到1950年，这一比例高达68％。每一代上流阶层的受教育程度都高于底层大众——在1900年，上流阶层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为46％，而底层大众只有17％，这清楚地证明了教育优势往往源于家庭优势。但是，这里考虑到的三代中——1950年的这一代巨富——阶级出身造成的大学教育比例差异减少了，源于底层或中层的巨富，有60％是大学毕业生，来自上层的巨富中，有71％接受了大学教育。
在社会地位上，美国富豪男女成为了几个大都市400强的领袖。在1900年那一代巨富的90名成员中，只有9位包含在了麦卡利斯特1892年的名单中，但是入选1900年名单的家族中，将近一半的后代在1940年时入选了费城、波士顿、芝加哥或纽约的《社会名流录》。巨富是都市400强的领导成员，他们属于自己的俱乐部，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有几乎他们所有人的子女，都进入了格罗顿中学读书，然后进入哈佛或其他类似的名校。在1900年那一代巨富中，有10个人被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评选为1905年的金融领袖，在他们的15个儿子中（到了上大学的年纪），有12位进入哈佛或者耶鲁读书；另外3位就读于阿默斯特学院、布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a id="ch26ad-back" href="#ch26ad"><sup>[26]</sup></a>
生在美国，长在城市，源于东部，来自上流家庭的巨富，像当地社会和都市400强中新旧上流阶层的其他成员一样，他们是新教徒。然而，有一半是圣公会教徒，四分之一为长老会教友。<a id="ch14ad-back" href="#ch14ad"><sup>[14]</sup></a>
巨富不只是在显眼而简单的统治集团中占据高位。虽然在国家和经济层面加入了企业代理和等级体系，但这并不表示巨富们被取代了。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社会地位上，巨富都没有走下坡路。在大萧条和实施新政之后，巨富必须和政府内外的法律专家合作，法律服务在税收、政府规章、企业重组和合并、战争协议和公共关系方面至关重要。他们也利用各种形式的保护伞来掩盖他们行使权力时不负责任的本质，创造出小镇男孩表现良好的形象，工业政客、伟大的发明家给大众提供了就业机会，但同时仍然只是个普通人。
巨富来自大城市，尤其是来自东部的大型城市。甚至在1900年，全美有65％的人生活在乡村，<a id="ch13ad-back" href="#ch13ad"><sup>[13]</sup></a>比在农场长大的比例还要高，但是1900年的巨富中，仅有25％来自乡村。自1925年起，超过60％的巨富均在大都市长大。
对于善于揭露真相的观察人士而言，巨富已不再像昔日那样耀眼，例如——他提供了公众对美国社会上层最新的看法。缺乏系统性信息和令人分心的“人类利益”让我们认为，他们不重要，甚至他们根本不存在。但是我们中确有他们的身影——尽管有许多隐藏在非个人的组织中，如同他们的权力、财富和特权一样植根于非个人组织中。
当然，东海岸是巨富发源地；在所有巨富中，10个在美国长大的人中，有8个是在这里成年的。1925年的那一代（82％）来自东海岸的比例和1900年的那一代（80％）持平。然而，到1950年，来自东海岸的比例——就像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一样——下降至68％，直接原因是南方百万富翁的兴起，在1950年那一代的富人中占比达10％，而在1900年和1925年的两代中，南方百万富翁的比例都仅占1％。在芝加哥、底特律和克利夫兰长大的巨富，在这三代中的比例维持不变，在1900年的那一代比例为16％，1950年为19％。
注释
巨富中约10％的人出生在国外，尽管有6％的人是在国外长大的，成年后移居美国。当然，在1900年达到完全成熟的19世末一代中，国外出生的人比1950年多。1900年一代的富人中，在国外出生的比例约为13％，而当时美国成年男性的比例占总人口的24％。到1950年，只有2％的巨富出生在国外（1950年美国白人的比例为7％）。<a id="ch12ad-back" href="#ch12ad"><sup>[12]</sup></a>
<a id="ch1ad" href="#ch1ad-back">[1]</a>参见Joseph A．Schumperer，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 3rd ed.（New York：Harper，1950），pp．81 ff.。
从职业角度来说，在这些巨富中的上流阶层是指商业大亨。在任何时期，美国的整个商人阶层，无论大小，都没有超过现在工人总数的8％或9％；但是，总的来说，这三代巨富的父亲中，有70％是城市企业家，专业人士、农民、白领或蓝领工人各占10％。纵观这三代，这个比例十分稳定。巨富——从1900年到1950年——源于企业家阶层；我们将以不寻常的方式看到，在他们的上层中，许多人继续以“企业家”的方式活跃着。
<a id="ch2ad" href="#ch2ad-back">[2]</a>在关键的进步时代，对总统和参与反托拉斯行动的委员们之间的态度和关系的揭露性详细分析，参见Meyer H．Fishbein，Bureau of Corporations：An Agency of the Progressive Era（MA thesis，American University，1954），esp．pp．19-29，100-119。
事实和趋势很明显，即上层社会只接受真正富有的上流阶层。财富不仅可以使财富本身持续下去，而且，如我们所见，它会垄断成为巨富的机会。现在我们身边的巨富，有70％出身于十足的上流家庭，20％来自舒适的中产阶级，只有10％来自底层社会。
<a id="ch3ad" href="#ch3ad-back">[3]</a>Frederick Lewis Allen，The Lords of Creation（New York：Harper，1935），pp．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