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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但是，权力精英的团结不仅仅取决于心理上的相似性和社会融合性，也不仅仅取决于主导位置和利益在结构上的一致性。有时，权力精英的团结取决于协调上的一致性。这三个上流阶层的协调性越来越高，这是他们团结的基础，在战争期间，这种协调性至关重要，但也并不是说协调性就是完全的、连续的，或者非常稳固的，更不用说有意图地协调是精英团结的唯一基础或是主要基础，或是说权力精英是伴随着计划的实现而产生的。但是，这表明随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机构机制打开通道，在人们追求一些利益的时候，许多人开始明白，如果他们以非正式或更正式的方式携起手来，可能会更容易实现获取利益，而且他们已经在这样做了。
精英之间的团结并不是简单反映机构的联结，而是精英和机构总是相关联的，我们对权力精英的看法要求我们确认那种关联。现在，在美国，在几个机构统治的范围内，重要的结构利益是一致的，例如，在政治真空的地方，采用私人赞助的方式建立固定的军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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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或许能够发现，隐藏在心理和社会团结背后的是三大领域机构等级制度的结构和机制，政府官员、企业富商和军队将领通过这些结构和机制进行现在的工作。各机构统治的范围越大，与之相应的精英手中的权力范围就越大。主要的官僚机构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各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些官僚机构是分散的、不联系的，那幺它们各自的精英全体则也是分散和不联系的，如果官僚机构之间存在众多关联，而且存在利益一致的地方，那幺，它们的精英则倾向于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
我的论点并不是在人类历史上，所有国家经历的各个时代，有创造力的少数派、统治阶级、全能精英决定了所有的历史事件。一旦经过仔细检视，这些理论不过是些赘述而已，<a id="ch7a-back" href="#ch7a"><sup>[7]</sup></a>即便不是如此，它们也太过普通而无益于理解当代历史。狭义上，权力精英是指所有那些做出具有重大影响的决定的人，但这并不是说精英成员总是且必须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不代表将来也是如此。我们绝不能把给精英下的定义与精英角色理论----精英是我们时代的历史创造者----相混淆。例如，将精英定义为那些统治美国的人，这与其说是下定义，不如说是一种关于权力精英角色的假设。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来定义精英，其成员掌握的权力范围都是受历史变化影响的。如果我们以教条的方式，试图将那种变化涵盖在我们宽泛的定义里，那我们就缩小了定义的使用范围，这是愚蠢的。如果我们坚持将精英定义为一个严格协调一致的阶级，永久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那我们将无法得到更确切的定义。简而言之，关于各地统治集团拥有的权力及其程度的定论，我们不能将其恰到好处地囊括在对于权力精英的定义中，更不应该将历史理论掺杂到我们的讨论中去。
1．在对每个上流阶层展开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强调的一点是：这些精英在他们各自的社会环境中的心理特征。只要权力精英是由出身和教育背景相似的人组成，只要他们的事业和生活方式相似，他们之间的团结就有心理和社会基础，也因为他们的社会类型相似，他们能够更容易融合在一起。当共享名流阶层的名望时，他们之间的团结程度达到顶点，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这三大主要领域的机构内部或之间实现职位互换时，他们之间的团结程度达到更稳固的顶点。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大多数历史变革是不为参与者或者是实施者所见的。例如，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延续了400代人，但是，它们的基本结构只有轻微变化，延续时间是整个基督教时代的6.5倍，后者只延续了60代人，是美国5代人存在时间的80倍。但是现在，变化的速度如此之快，观察的途径如此便利，以至于只要我们从一个十分有利的角度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事情和决策间的相互作用似乎在历史上常常是相当明显的。
在现代社会，权力和机会都有明显的等级，这并不是说精英是团结在一起的，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幺，或者他们是有意识地参与了阴谋活动。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更多地关注权力精英在机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他们做出的决策产生的重大影响，而不是只关注他们自我意识的程度，或者他们的动机是否单纯。要理解权力精英，必须从以下三个关键点入手：
当博学的新闻记者告诉我们"是事件，而不是人塑造了重大决策"时，这是他们在回应财富、机遇、命运，或者"看不见的手"之类的理论。因为"事件"仅仅是那些旧理论的现代说法，旧理论将人和历史成因分开，让我们相信历史进程是在人们背后悄悄推进的。历史是自由向前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只有行动没有事迹，历史发展是自发行为，事件不受制于人的意志。<a id="ch8a-back" href="#ch8a"><sup>[8]</sup></a>
在现代社会中，所有最有影响力的机构内部都有权力等级。在社会、经济或政治领域任何事务的决定权上，路边的水果摊摊主都无法与市值数百万美元的水果企业业主相媲美。没有哪个前线中尉手中的权力，能与五角大楼总参谋长手握的权力相提并论，没有哪个副警长能像美国总统那样有权威。因此，权力精英的界定问题在于我们想在哪个级别划定界限。划定的界限过低，界定的精英会超出范围，划定的界限过高，界定的精英范围会小于实际范围。我们用最原始的方法，用笔粗糙地描出界线：我们把权力精英圈界定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圈，这是有着复杂交集的小集团，他们共同制定的决策至少能在美国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只要国家事务被决定了，那一定是由权力精英决定的。
在当代，事态进程更多地取决于一系列人的决策，而不是任何注定的命运。社会学角度的"命运"是指：当决策数量数不胜数，每个决策都产生小小的影响，所有影响在客观叠加后，构成如同命运的历史。但并非每个时代都是如此。随着决策者圈子的缩小、决策方式的集中、决策影响的加大，重大事件的进展往往取决于决策者们的决策。这并不是说决策圈以这种方式对待所有事情，所有历史事件都是他们谋划的。精英的权力并不一定意味着，历史不是在一系列小的、不假思索的决策的影响下形成的。精英的权力并不意味着一百个小安排、小妥协和小改变不会发展成为即行的政策和即将发生的事件。权力精英的概念并没有表明决策的制定过程是尝试界定社会领域，无论制定过程呈现出何种特征，都在向前推进。权力精英的概念是谁参与决策制定过程的概念。
如果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力以绝对公平的方式进行共享，就不存在权力精英了，事实上，也将会不存在权力等级，只有彻底的一致性。在另一个极端，如果决定权被小集团独揽，将会不存在权力等级，一切都由这个小集团来掌控，直接管理、支配下面无差别的普通大众。现在，美国社会既不是决定权公平共享的代表，也不是小集团独揽大权的代表，但这两种极端的概念仍然是有用的：这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美国权力的结构问题，以及权力精英在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
决策参与者的预见能力和控制力因人而异，权力精英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关于已定决策的预计风险总是无误的，实际上，决策造成的结果时常达不到预期效果。决策制定者常常受制于自身的缺陷，并被自己犯下的错误所蒙蔽。
但是，当今美国社会的这种"权力格局"比那些将其视为情感困惑的观点更无"形状"可言。比起水平式的短暂"格局"，它更像是一种阶梯式的恒久结构，即便那些占据最高级别的人不是万能的，也绝对不是无能的。如果要理解精英掌握和行使的权力有多大，我们就必须探究权力等级的形式和高度。
然而，小圈子决定我们时代或者无法决定的关键时刻已经来临。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是权力精英。向日本投射原子弹就是这样一个关键性时刻，对朝鲜的决策也是这样一个时刻。美国决定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这样一个"时刻"。我们时代的很大一部分历史都是由这样的关键时刻写就的，不是吗？当人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由重大决策组成的时代，难道不是指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吗？
更笼统地说，出于传统习惯，美国的当权者倾向于否认他们拥有权势。没有美国人竞选公职只是为了统治、治理，或只是为了为公民服务，这并不会让他们成为官僚或者是官员，而只是一名公务员。现在，正如我所指出的，这种姿态已成为所有当权者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的标准姿态。弄权风格如此一致，以至于保守派作家误以为这是一种"无组织的权力格局"的趋势。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尝试通过希腊人信仰的永恒轮回、基督教信仰的救赎，或者人类的任何一个进步来认清我们这个时代。尽管我们不会仔细思考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却相信布克哈特所说的，我们不过是生活在一连串事件中，纯粹的连续性是历史的唯一原则。历史只是一件接一件的事情，历史不是实现某个确定的策略，从这方面来讲，历史毫无意义。当然，我们的持续感，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历史感，确实受到危机的影响。我们几乎无法预料到即将发生或者迫在眉睫的危机。我们既不相信命运也不相信上帝。我们在心里默默地认为国家层面上的"我们"能够决定未来，但是个体层面上的"我们"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在国际上，精英的全能形象非常盛行。所有好事和令人愉快的事情一旦发生，意见领袖会迅速将之归功于国家领导人，将所有不好的和令人不快的事情归咎于国外的敌人。在上述两种情况中，邪恶的或者高尚的万能统治者都是假定的。在美国，使用这种说辞更加复杂：当人们谈及所属党派或阶层的权力时，它们及其领导人当然都是无能的，只有"民众"是全能的；但是，当人们谈及反对党或反对阶层的权力时，会冠以它们全能标签，"民众"则是无能的。
历史的任何意义都是"我们"必须通过行动去赋予的。然而，事实却是尽管历史层面上的我们代表所有人，但并非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权力创造历史。如果我们装作拥有同等创造历史的权力，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谬论，从政治角度来说是不负责任的。之所以说是社会学的谬论，是因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受到限制。首先，权力行使的途径受主导位置技术和机构的限制；其次，并非所有人都享有同等的机会行使权力；再次，每个人行使权力产生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之所以说那是政治上的不负责任，是因为这给确定重大决策制定者的责任造成困难，而恰恰这些决策者享有行使权力的机会。即使只对西方社会的历史进行象征性的审视，我们也能从中得知，决策者的权力首先受技术水平的制约，制约还来自特定社会里流行的权力行使手段、暴力行为和占主导地位的组织。从这种联系中，我们发现了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贯穿了整个西方社会的历史。压迫和剥削的手段、暴力和破坏的方式、生产和重建的方式都在逐步加强和日益集中化。
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是：精英是软弱无能的，这种观点在思想开明的观察家中间非常流行。精英远非无所不能，他们被认为太分散而缺乏作为历史推动者的连贯性。他们的隐蔽性不是故意隐藏的那种隐蔽性，而是因为群众人数太多而无法凸显的那种隐蔽性。占据正统位置的人，或被其他精英施加压力，或作为选民被公众严密监督，或被宪法法规严格审查，因此尽管或许有上流阶层，但是却没有统治阶层；尽管或许有权势兼备者，但是却没有权力精英；尽管或许有阶层化的系统，但是却没有高效的上层领导。对精英的极端观点是，精英由于妥协而被削弱，由于不团结而成为无价值的人，是非个人的集体命运的替代品，依照这种观点，上流阶层中明智者的决定对历史的发展无足轻重<a id="ch5-back" href="#ch5"><sup>(5)</sup></a>。
权力的机构手段和沟通手段之间的联系越来越高效，掌控这些手段的人已经开始掌控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统治工具。然而，我们还没有到达统治工具发展的顶峰。我们再也无法依靠以往各个时代的统治集团的历史起伏，或者从中得到安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黑格尔是正确的：我们学习历史，却不从中吸取教训。
这样的精英或许会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他们拥有的权力被认为是暗箱操作的结果。在庸俗马克思主义中，事件和趋势是依据"资产阶级的意志"来解读的，纳粹主义是参照"犹太人的阴谋"来解读的，当今美国的少数右翼分子，是参照共产主义间谍的"隐形力量"来解读的。根据这些把全能精英看成历史缘由的观念，精英从不是完整的有形机构。事实上，人们认为非精英人士有能力反对并最终超越精英，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精英是上帝意志的世俗化替身，是受神的旨意产生的。
对于每个时代、每种社会结构，我们都必须解答关于精英权力的疑问。人类的目的通常是希望，但是实现希望的手段却由一些人掌控着。正因为如此，各种权力手段就成了精英领导者的目的。这也是为什幺我们可能会从权力手段这一层面，将权力精英定义为那些身居要职的人。现在，关于美国精英最主要的问题是：精英的构成、联合和权力，现在必须高度重视精英拥有的权力手段。相比于拿破仑对法国的贡献，恺撒对罗马的贡献则相形见绌，相比于列宁对俄国的付出，拿破仑对法国的付出则无法与之相比，相比于希特勒对德国的影响力，列宁对俄国的影响力也黯然失色。但是，与苏联不断变化的核心圈的权力或美国临时政府的权力相比，恺撒位于巅峰时的权力是怎样的？任何一个圈子的人都能够在一夜之间将大都市夷为平地，在数周内用核武器将各大陆摧毁成不毛之地。权力的机构得到了巨大的扩展和高度集中化，这意味着现在小集团的决策越来越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