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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南中国，在香港和深圳两地跑，MSN问四分之三身体烂在网络里的出版家狂马，香港和深圳有什么作家可以见啊？香港有黄大仙和李碧华啊，深圳有慕容雪村和盛可以啊。李碧华有幽闭症啊，慕容雪村吃过饭了，是个和石康相仿的上进好青年啊。盛可以写得好吗？年轻女作家中写得不错啊。长得好吗？网上看不出来啊。照片谁敢信啊？但是大波啊。是吗，那就不管好不好看了，去见去见。
绝望之前，读到了盛可以。
先读了《收获》上发表的《水乳》，不像有大波的人写的东西。《水乳》讲述一个女人没有浪漫的结婚，没有意外的出轨，没有快乐的重逢，没有戏剧性的维系了婚姻。文章冷静，凌厉，不自摸不自恋风雨处独自牛逼。我想，即使原来丰满过，成形之后一定被作者挥舞着小刀子，削得赘肉全无。我想，作者如果没有一个苦难的童年，也一定有杀手潜质。恍惚间，感觉到余华出道时的真实和血腥，但是婉转处女性的自然流露，让这种真实更另类，血腥更诡异。
我们这一代的作家，作为整体没有声音。基本上，脸皮厚表现欲强有丁点姿色会用全拼法录入汉字的就是美女作家。先是卫慧等人在网上和书的封面上贴失真美人照片，打出“身体写作”的旗号，羞涩地说“我湿了”，然后是九丹义正词严地说我就是“妓女文学”，“我占领机场卖给六七十年代白领精英”，然后是木子美另扛“液体写作”的旗号，坦然地说“我就是露阴癖”，“再废话我露出你来”，最近的进展是有女作家直接在网上贴裸体照片。我看到女作家及其背后书商们市场竞争的升级，没有看到文学和性情。市场的门槛的确是越来越高了，在想出头出名，看来只有在家里装摄像头，二十四小时直播三点毕露的裸体了。实在没有姿色的女的和各级姿色的男的，面对李白杜甫巨大的影子，决定战略转型，避实就虚，专攻下三路，准备在文学史上号称“下半身”。如果在辣椒里挑鸡肉在矬子里拔将军的话，棉棉写了三四万字好小说，李师江学朱文，由皮毛学到一些筋骨，个别中篇有些气质。操，写枕头的，没出个李渔，写拳头的，没出个古龙。我们这一代最好使的头脑在华尔街构建基金组合统计模型，在硅谷改进Oracle数据库结构，在深圳毒施美人计搞定电信局长销售数字交换机。
然后读了《北妹》，盛可以的处女长篇，没有《水乳》老到，但是比《水乳》丰富，我更喜欢。《北妹》讲述一个湖南大波少女来到深圳，干过各种工作，每种工作都是受欺诈，遇过各种男人，每个男人都色狼。奋斗一圈回到起点，一样没有钱，没有家，没有爱，没有希望，不同是奶大到成了累赘，失去灵气，仿佛失去乳头，只剩下十斤死肉。《北妹》没有《水乳》的凤头和豹尾，但是有《水乳》不具备的猪肚和更丰沛的写作快感，像所有小说家的第一次，一定不是他们最好的，但是一定不是他们最差的。
我们没有被耽误过，我们成群成队的进入北大清华而不是在街头锻炼成流氓，我们依靠学习改变命运，我们学英文学电脑学管理，我们考TOEFL考GRE考GMAT考CPA考CFA，我们去美国去欧洲去新西兰去新加坡去香港，我们会两种以上的领带打法，我们穿西装皮鞋一定不穿白袜子，我们左擎叉右擎刀明白复式记账投资回报和市场营销，我们惦记美国绿卡移民加拿大，我们买大切诺基买水景大房一定要过上社会主义美好生活，我们做完了一天的功课于是尽情淫荡，我们在横流的物欲中荡起双桨。我们的大脑权衡、斟酌、比较、分析，我们的大脑指挥xxxx，我们的大脑指挥脚丫子，我们的大脑指挥屁股蛋子。我们的大脑，丫一刻不停。
盛可以生长在湘北，门口一条桃花江，听说端个马扎，在门口坐一会儿，就能看见大群大群的美女游来游去。盛可以没有受过科班训练，很少读书，很早出来做各种杂工，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委屈，但是还能气定神闲，不仇恨社会。2002年初的某一天，大星冲日，盛可以觉得心中肿胀难忍，辞工全职写作，一年写了六十多万字，其中包括《水乳》和《北妹》。
“文革”一代对文字无比虔诚，他们为了文字四十几岁死于心脏病，他们为了文字喝大酒磕猛药睡清纯女星，跳上桌子，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他们没有灭掉“五四”一代，但是他们至少丰富了现代汉语的形式和风格。我们没有用过“华丰”牌圆珠笔在北京电车二厂印刷厂出品的四百字一页的稿纸上狠呆呆地写了一百万再写一百万，文章即使发表在《收获》和《十月》上，也不会让我们泪流满面，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命运。如果发表不了，我们就把《收获》和《十月》当成愚钝不开的典型，和文化馆、作协、劳保用品和公费医疗归为一类，认定它们很快会消亡。
我想，没有道理可讲的时候，一定是基因作怪。楚地多水，唯楚有材，是个灵异基因常常显形的地方，过去的表象有屈原，贾谊，近世有小学文化的沈从文和残雪，现在有盛可以。这类人，不需要读书，不需要学习，文字之所以创立，就是为了记录这些人发出的声音。这类人，受了帝王的委托，就成了巫士，受了社会的委屈，就创立了邪教，受了命运的捉弄，就成了诗人。杜甫说，“文章憎命达”，我反复唠叨，盛可以啊，要本色，要荣辱不惊，千万不要去北京。
不提先秦和南北朝了，往近世说，和以二周一钱（周作人，周树人，钱钟书）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相比，我们没有幼功、师承和苦难：我们的手心没有挨过私塾老师的板子，没有被日本鬼子逼成汉奸或是逼进上海孤岛或是川西僻壤，没有背过十三经，看《浮生六记》觉得傻逼，读不通《二十四史》，写不出如约翰·罗斯金、斯蒂文森或是毛姆之类带文体家味道的英文，写不出如《枕草子》之类带枯山水味道的日文，更不用说摆脱文言创造白话，更不用说制定简体字和拼音。往现世说，和以二王一城（王小波，王朔，钟阿城）为代表的“文革”一代相比，我们没有理想、凶狠和苦难：我们规规矩矩地背着书包从学校到家门口，在大街上吃一串羊肉串和糖葫芦。从街面上，没学到其他什么，我们没修理过地球，没修理过自行车，没见过真正的女流氓，不大的打群架的冲动，也被一次次严打吓没了。
作为20世纪70年代一代人，我们振兴了中国经济，我们让洋人少了牛逼。作为一代人，我们荒芜了自己，我们没有了灵魂的根据地。好在还有基因变异，变异出来盛可以。
70年代生了我们这一拨俗人。
2004.4.8
湖南女作家盛可以是庸俗龌龊浮躁无耻的20世纪70年代生人中的异数，她的存在让后人百年以后不能将这一代人全盘总结为言语短舌和思想平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