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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借用C. P. 斯诺的讲法，社会上存在着“两种文化”：科学的文化和人文的文化。无论是历史还是戏剧，是传记、诗歌还是小说，文学一直都是人文文化的精华。不过，人们现在也经常提出，严肃文学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艺术。如果真是这样，那也并不只是因为大众群体的扩大、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这一切给严肃文学生产带来的影响，还要看当代历史的性质如何，以及具备鉴赏力的人们觉得需要如何把握这种性质。
在当代政治事实和历史现实面前，有什么样的小说，什么样的新闻报道，什么样的艺术努力可以一争短长？在20世纪历次战争事件面前，又有什么戏剧中的地狱景象能够与之相称？对于置身原始积累创痛中的人们的那种道德麻木，又有什么样的道德斥责足以衡量深浅？这就是人们想要了解的社会历史现实，所以他们常常觉得，靠当代文学不足以洞彻真相。他们渴求事实，追寻事实的意义，希望获得可以相信的“全貌”，并在其中逐渐理解自身。他们还想获得助人定向的价值，培养适宜的情感方式、情绪风格和描述动机的词汇。但泰纳们并不容易在当代文学中找到这些东西。关键并不在于是不是要在那里找这些东西，而在于人们往往没能找到。
从前，文人们身兼评论家和史学家的身份，会在行走英格兰或远游美利坚时撰录见闻。他们努力概括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特征，并捕捉其间的道德意义。假如托克维尔或泰纳重生当世，他们难道不会成为社会学家吗？《泰晤士报》的一位评论员就提出了这个有关泰纳的问题，他认为：
泰纳始终把人首先看作一种社会动物，把社会视为多个群体的组合。他的观察细致入微，是个孜孜不倦的田野工作者，又具备一种品质……特别有利于洞察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这种品质就是生气勃勃。他过于关注当下，从而不能成为一名杰出的史家；他过于擅长理论分析，所以无法试手创作小说；他过于推重文学，视之为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的文化档案，故此无法成为第一流的评论家……他有关英国文学的研究与其说是在探讨英国文学，不如说是在评论英国社会的道德风尚，并被借来宣扬其实证主义。全面观之，他首先是一位社会理论家。<a id="noteBack_4" href="#note_4">[4]</a>
但泰纳依然算是个“文人”，而不是“社会科学家”。这或许证明，19世纪大部分的社会科学满心想的就是热忱追寻“法则”，据说这样的“法则”堪比想象中自然科学家发现的“法则”。由于缺乏充分确凿的社会科学，批评家与小说家，戏剧家与诗人，就都成了梳理私人困扰甚至公共议题的主要干将，而且往往独力担当梳理的任务。艺术的确表现出了诸如此类的情感，也能常常彰显它们，并以戏剧性的犀利见长，但仍然不具备思想上的明晰，而这是人们今天理解或缓解这些困扰和议题所必需的。现今的人们如果要克服自己的不安与漠然及其所导致的各种棘手苦恼，就必须直面这些困扰和议题，而艺术并没有也无法将这些情感梳理成涵盖它们的问题。事实上，艺术家对此往往也没有兴趣。不仅如此，严肃的艺术家本人就深陷困扰。在这方面，借助社会学的想象力而变得生气勃勃的社会科学有望在思想和文化上助上一臂之力。
五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要界定社会科学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意义。我想具体确定有哪些努力在背后推动着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发展，点明这种想象力对于文化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连带意涵，或许还要就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必备条件给出一些建议。我打算通过这些方面来揭示今日社会科学的性质与用途，并点到即止地谈谈它们在美国当前的境况。<a id="noteBack_5" href="#note_5">[5]</a>
当然，无论何时，“社会科学”的内涵都包括名正言顺的社会科学家正从事的研究，但问题是他们绝没有人人都干同样的事情，事实上他们干的连同类事情都算不上。社会科学也在于过去的社会科学家已经做的研究，可是不同的学者会选择构建并诉诸自己学科中不同的传统。当我说“社会科学的承诺”时，我希望读者清楚，我指的是我看到的那种承诺。
就在当前，社会科学家对自己所选研究的可能走向也普遍感到不安，在学术意义上和道德意义上皆是如此。而在我看来，这种不安，连同那些产生不安的令人遗憾的趋势，都属于当代思想生活的一种整体不适。不过，社会科学家身上的这种不安或许更为刺痛，哪怕只是因为引领他们领域中的大部分早期研究的承诺更加宏大，他们所处理的主题性质特殊，以及今日的重要研究面临的需要相当急迫。
并非人人都有这种不安，只不过有些人对于承诺念兹在兹，心怀赤诚，足以承认当前许多努力外表矫饰，实质平庸；对他们来说，许多人并无不安这一事实本身，只会加剧他们的不安。坦率来讲，我希望加剧这种不安，确定它的某些源泉，以便将其转变成一种具体的激励，去实现社会科学的承诺，清理场地，另起炉灶：简言之，我希望去指明眼前的一些任务，点出目前必须做的研究中可以利用的手段。
目前来说，我所倡导的社会科学观尚未占据上风。我的观念反对将社会科学当作一套科层技术，靠“方法论上的”矫揉造作来禁止社会探究，以晦涩玄虚的概念来充塞这类研究，或者只操心脱离具有公共相关性的议题的枝节问题，把研究搞得琐碎不堪。这些约束、晦涩和琐碎已经导致当今社会研究出现了危机，并且丝毫看不到摆脱危机的出路。
有些社会科学家强调需要有“技术专家研究小组”；另一些社会科学家则强调学者个人才是最重要的。有些人殚精竭虑，反复打磨调查方法和技术；另一些人则认为，学术巧匠的治学之道正在遭人遗弃，现在应当重振其活力。有些人的研究遵循着一套刻板的机械步骤；另一些人则力求培养、融入并应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有些人沉溺于所谓“理论”的高度形式主义，把一堆概念拼来拆去，这在另一些人看来属于过分雕琢。后面这类人只有在明显能扩大感受范围、增进推理所及的时候，才有冲动去详细阐发术语。有些人格局狭隘，只研究小规模的情境，指望能“逐步积累”，以发展成有关更大规模结构的观念；另一些人则直接考察社会结构，力求在其中“定位”许多较小的情境。有些人完全忽略比较研究，只考察一个社会一个时期的一个小共同体；而另一些人则基于充分的比较视角，直接研究全球各国的社会结构。有些人将自己的精细研究局限于时间序列上非常短暂的世间人事；另一些人则关注仅在长期历史视角下才能凸显的议题。有些人根据学院系科来确立自己的专门化研究；另一些人则广为借鉴各个系科，根据话题或问题来确定研究，而不管它们在学院体系里位居何处。有些人直面各式各样的人生、社会与历史，另一些人则不会这样。
诸如此类的对比，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对比，都不必然是真实确凿、非此即彼的二元抉择。虽说在如政客一般的激烈争吵中，或是在贪懒求安的专业化旗号下，它们往往被当成这样的抉择。在此我只想初步地谈谈，本书结束时我再回到这个问题。当然，我很希望能够呈现出自己所有的偏见，因为我认为，评判应当是坦诚的。但我也努力抛开自己的评判，阐述社会科学的文化意义与政治意义。当然，相比于我打算考察的那些人，我们的偏见程度可谓是半斤八两。就让那些不喜欢我的偏见的人拒绝我的偏见，以此让他们的偏见也像我一样，努力变得清楚明确、公开坦诚吧！这样一来，社会研究的道德问题，也就是社会科学作为一项公共议题的问题，就会被人认识到，讨论也就有可能展开了。如此，人们在各方面将更为自觉，这当然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事业能够具备客观性的前提条件。
概言之，我相信，可以被称为经典社会分析的是一系列可以界定、可以利用的传统，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而其问题也直接关涉着紧迫的公共议题和挥之不去的人的困扰。我还相信，这一传统的赓续目前遇到了重大阻碍，无论是在社会科学内部，还是在其学院环境和政治环境方面，尽皆如此。但不管怎么说，构成该传统的心智品质正愈益成为我们整体文化生活的一个共同特性，无论其面目多么模糊不清，包装多么芜杂混乱，总归是越来越被人们视为不可或缺。
在我看来，许多实际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尤其是在美国的人，都谨小慎微，迟迟不愿应对当下摆在他们面前的挑战。事实上，许多人已经放弃了社会分析的学术任务和政治任务，还有些人无疑只是担不起他们仍然被赋予的角色。他们有时显得几乎是特意故技重施，怯懦可谓变本加厉。然而，尽管如此迟疑，无论公共关注还是学术关注，现在都非常明显地聚焦在他们宣称要研究的那些社会世界上，所以必须承认，他们面临着独一无二的机遇。透过这种机遇，我们看到了社会科学的学术承诺，看到了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文化用益，也看到了有关人与社会的研究的政治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