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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应用并不一定是社会科学家有意为之。事实或许就是这样，但社会科学家一般也都会意识到自己所做研究的政治意涵。在这个意识形态的时代，就算他们当中的这一位不清楚，那一位也很可能清楚。
对于明确的意识形态正当化辩护的需求已经大大增长，哪怕只是因为把持大权的新型制度/机构虽然已经兴起，却尚未获得合法化，而旧有的权力曾经的保障已经过时失效。比如，现代企业的权力并不是由18世纪传承下来的自由主义学说自动给出正当化辩护的，而在美国，这样的学说正是合法权威的主线。所有利益及权力、全部激情和偏见、一切憎恨与希望，都倾向于获得某种意识形态机制，赖以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口号、符号、学说和诉求一竞高下。随着公共沟通日益扩张，不断加速，其效力也在不断重复之下变得愈益减损。因此，对于新的口号、信念和意识形态的需求是持续不懈的。置身这等大众传播和深度公关的情境，社会研究要是还能免于为意识形态提供装备的需求，的确是很奇怪的事情，而社会研究者如果不能提供这种装备，那就更奇怪了。
但无论社会科学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单凭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展开工作这一点，他就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科层制度或意识形态性质的角色。不仅如此，任何一端的角色都很容易滑向另一端。运用出于科层目的的极为形式化的研究技术，也很容易滑向为可能基于这类研究而做出的决策提供正当化辩护。反之，带有意识形态意味地运用社会科学的发现，也很容易成为科层制运作的组成部分。今天人们诸般尝试，将权力合法化，让特定的政策受人欢迎，其实这些尝试往往在相当程度上属于“人事管理”和“公共关系”。
回观历史，人们运用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方式多过科层管理方式。即便现在，可能也还是如此，尽管双方均势似乎经常发生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的运用乃是因为，绝大多数的现代社会科学其实都是其与马克思的研究之间往往不被承认的论争，也是对社会主义思潮和共产主义政党的挑战的反思。
古典经济学一直是作为一种权力体制的资本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就此而言，它往往遭到“富有成果的误解”，甚至像今天苏联政论作者使用马克思的作品一样。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已经对古典主义学说和新古典主义学说发起了批判，清楚揭示了经济学家是如何抱守自然法的形而上学和功利主义的道德哲学的。但要理解这些学派本身，只能诉诸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的“社会哲学”。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已经成为政府和企业的顾问，提出各种管理技术，为政策公开声言，并确立了细节性经济报告的规矩。上述种种都同时涉及科层管理的用途和意识形态的用途，尽管并不始终直白表露，却是非常积极主动。
经济学目前这种混淆一团的状况，既涉及有关方法和观点的问题，也包括有关政策的问题。同样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公开发表的观点却大相径庭。比如，加迪纳·C. 米恩斯就抨击他的同行们抱守原子化企业这种“18世纪”的意象，并呼吁建立新的经济模型，其中的巨型企业可以制定并控制价格。另一方面，瓦西里·列昂惕夫则批评同行们分裂成纯粹理论玩家和只管攫取事实的人，呼吁探索投入与产出关系的复杂图式。但科林·克拉克却认为，这类图式属于“巨细靡遗、漫无重点、徒耗时间的分析”，号召经济学家们思考如何增进“人类的物质福祉”，并要求减税。而约翰·K. 加尔布雷思则断言，经济学家应当停止一味关注增加物质福祉，美国已经富得流油，还要进一步增加产出是很愚蠢的。他呼吁同行们要求增加公共服务，以及增加税收。<a id="noteBack_2" href="#note_2">[2]</a>
即使是人口学这样颇具统计学意味的专业，也已经被深深卷入了由托马斯·马尔萨斯最初挑起的事实争议和政策冲突。这些议题中有许多现在聚焦于前殖民地区，我们在那些地方发现，文化人类学从几个方面入手，深入关注殖民主义的相关事实与精神。从自由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的立场来看，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可以大体界定为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尤其是工业化及其全部相关发展的需要。而人类学家在参与讨论时，一般都会带有几分谨慎，就像老殖民强权的那些担忧，似乎是要回避今天在不发达地区几乎必然伴随变迁而来的那些动荡和张力。文化人类学的内容与历史当然不是靠什么殖民主义的事实来“说明”的，尽管诸如此类的事实也不能说与之毫无关系。文化人类学还服务于自由主义乃至激进主义的宗旨，尤其是它坚持认为简单社会的人民淳朴正直，主张人的性格具有社会相对性，并在西方人当中展开反本位偏狭立场的宣传。
有些历史学家似乎热衷于重写过去，但只能被视为服务于当下的意识形态宗旨。眼下就有一例，美国要“重估”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企业生活和其他工商生活。仔细检视最近几十年的大部分美国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历史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它都很容易变成不堪其负地被重新塑造的各种国族神话和阶级神话。随着社会科学的新型科层管理用途渐渐成势，也出现了新的尝试，即要倡扬“美国的历史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如此。而在这股倡扬之风中，有些历史学家已经使历史有益于保守主义的思想倾向，并被这种倾向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受益者所用。
我们肯定不能指责政治学家，特别是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关系的政治学家，他们满怀某种对抗的心气考察美国政策。尼尔·霍顿教授甚至断言：“一向被错当作政治学学术的许多东西，其实不过是为这些政策做些合理化注脚并叫卖推销。”<a id="noteBack_3" href="#note_3">[3]</a>或许他的话失之偏颇，但对于他揭露出来的状况，却必须详尽考察，而不能弃置一旁。无独有偶，要回答阿诺德·罗戈夫教授的提问，即“那些重大话题究竟出了什么问题”<a id="noteBack_4" href="#note_4">[4]</a>，就必须认识到，晚近的政治学大多已经无关乎理解重要的政治现实，却和从科学的角度对官方政策和疏失的鼓吹脱不开干系。
我提及这几种实际用途和连带意涵，既不是为了批评，也不是试图证明存在偏见。我之所以如此，只是想提请读者注意，社会科学必然牵涉到科层惯例和意识形态话题，而今日社会科学之所以纷繁多样，混乱一团，也与这种相关性有关。所以，对于它们的政治意涵，清楚阐明总好过遮遮掩掩。
三
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社会科学与改革思潮和改良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人们所知的“社会科学运动”——在1865年组建成“美国社会科学学会”——就属于19世纪晚期的这类尝试，它们要“运用科学”来研究社会问题，而不求助于直露的政治策略。简单来说，这股运动的成员寻求将下层民众的困扰转变成中产阶层公众的议题。到了20世纪的头几十年，这场运动已经走完了它的历程。它已经不再承载着什么有关改革的中产阶层激进意识形态。它对于整体福祉的格局宽广的迫切要求，已经变成对于社会工作、合作慈善、儿童福利、狱政改革之类问题的范围有限的关注。不过，除了“美国社会科学学会”，社会科学中还兴起了几个专业学会，并适时出现了几种学院里的系科。
因此，早先中产阶层有关改革的社会学就出现了分裂，一方面发展成为学院里的专业，另一方面发展成为更具体化、制度化的福利活动。不过，这样的分裂并不意味着学院专业变得在道德角度上保持中立，在科学角度上客观漠然。
在美国，自由主义已经成了几乎所有社会研究在政治上的共同尺度，也是几乎一切公共修辞和意识形态的思想源泉。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条件，或许首先是由于缺乏封建制，因此也就缺乏反资本主义精英和知识分子的贵族制基础。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依然塑造着工商精英中的重要群体的视野，仍有其政治上的用途。即便是在最老辣精妙的经济学描述中，平衡或均衡观念的地位也依然坚不可摧。
自由主义也已经影响到了社会学和政治学，只是方式更为弥散。美国社会学家与其欧洲前辈截然不同，强烈倾向于一次研究一个经验性细节、一种情境问题。一句话，他们的关注点往往是细碎散落的。他们遵循“民主的知识理论”，设定所有事实生而平等。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张，任何一项社会现象，都必然存在大量细微的原因。这种所谓“多元主义因果关系”，非常有利于“渐进式”改革的自由主义政治。事实上，认为社会事件的原因必然是为数众多，细碎散落，这样的观念很容易陷入不妨称为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视角。<a id="noteBack_5" href="#note_5">[5]</a>
如果说美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中蕴含有什么取向脉络的话，显然是偏向于细碎散落的研究，偏向于事实性的调查，以及与此相伴的信条：多元主义立场下的多因混融观。这些就是作为一种社会研究风格的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基本特征。因为如果一切都是由难以计数的“因素”导致的，那么我们不管从事什么实际行动，最好都要非常小心。我们必须处理许多细节，因此建议先改革某个细微部分，看看后果如何，再改革下一个细微部分。86当然，我们最好不要如此教条，也不要好高骛远，行动计划过于庞大。我们在进入一切皆流变不居、彼此关联的潮流之前，必须放宽心态，清楚知道自己对于所有发挥作用的多重原因，很可能尚不知晓，也或许永远不会知晓。作为研究情境的社会科学家，我们必须察觉到许多微小的原因；而作为投身实践的人，要想行事明智，我们必须对情境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循序积微。
让我们且慢展开，想必有人曾经说过，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如果我们把一个社会分解成许多微小的“因素”，接下来自然就需要其中大量的因素来阐述一样事情，而我们永远无法确知自己是否已经全面把握了它们。单纯从形式上强调“有机整体”，加上未能考虑到往往是结构性的充分的原因，再加上被迫只能一次考察一个情境，诸如此类的观念的确使人们难以理解现状的结构。为了平衡起见，或许我们应当提醒自己别忘了还有其他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