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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纵观历史，社会结构这个观念，连同有关它作为社会科学通用单位的争论，与社会学的关系极为密切，而社会学家也是该观念的经典阐释者。无论是社会学，还是人类学，其传统的研究主题都是总体上的社会或人类学家所说的“文化”。对于一个总体社会的任一特定性质的研究，其“社会学”特色就在于不断努力将该特性与其他特性相关联，以求获得有关整体的概念。如前所述，在相当程度上，社会学的想象力正是这种努力的培训结果。不过，放眼今日，这样的眼光、这样的做法，已经绝不仅限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曾经在这些学科里的承诺，如今已经成了整个社会科学当中的宗旨和做法，至少已是蹒跚上路。
至于文化人类学，就其经典传统和当前发展而言，在我看来都与社会学研究没有什么根本的分别。曾几何时，在对当代社会的调查寥寥无几甚或付之阙如的时候，人类学家不得不搜集荒远之地粗朴无文的人群的资料。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人口学和政治学，则从学科肇始之时就依赖于有文字的社会里积累起来的文献资料。这一事实往往成了学科之间的分隔。但是现在，各式各样的“经验调查”被用于所有社会科学，实际上，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在研究各历史社会时最充分地发展起了相关技术。当然，近些年来，人类学家也研究了发达共同体，甚至是民族国家，只是往往与其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反过来，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也考察了“不发达的人群”。今天，无论是方法上的分别，还是主题上的边界，都谈不上真正把人类学与经济学和社会学区分开来。
绝大多数经济学和政治学都一直在关注社会结构的特定制度领域。针对所谓“经济”，所谓“国家”，政治学家在较小程度上，经济学家在更大程度上，都已经发展出了一些“经典理论”，并由学人们代代传承。简言之，他们都构筑了一些模型，只是对于自己的模型，政治学家一向不如经济学家那么自觉。当然，经典理论就在于构造一些概念和假设，由此做出演绎和概括；然后再将这些与各式各样的经验命题相比较。在这些任务中，概念、步骤甚或问题都有系统的规则，至少在隐含层面如此。
上述种种或许都挺不错。然而，在过去的形式模型里，国家与经济边界分明，也就是说它们有形式上的边界，但在相当程度上是互斥的，现在出现了两股发展趋势，使这类模型越来越不合时宜，这在经济学中已经可以肯定，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也是迟早的事情：所谓不发达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20世纪“政治经济体制”——无论是极权主义的还是形式上民主的——出现的新趋势。对于敏锐的经济理论家，事实上，对于名副其实的所有社会科学家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都既产生侵蚀恶果，又蕴含积极机遇。
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理论”在逻辑上或许清晰分明，但在经验上却未臻充分。这样一种理论要求我们考察工商机构的管理，考察决策者在机构内部和机构之间所担当的角色。它要求我们关注有关人们的成本预期尤其是薪酬预期的心理机制，关注小型工商卡特尔实施的价格限定，同时必须理解其领导人，如此等等。与此类似，要想理解“利率”，除了非人化的经济机制，往往还要求了解银行家与政府官员之间官方及私人的交往。
我认为，每一位社会科学家都要投身社会科学，运用社会科学来进行充分的比较，我相信这在当下已是颇为强劲的关注动向，除此再无他途。无论是理论性的还是经验性的，比较性研究都是当今社会科学最具前景的发展路径。而在一种统合一体的社会科学下，能够把这类工作做到最好。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