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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许多方面，具有社会和历史维度的心理学问题是我们当下能够研究的最引人入胜的问题。正是在这块领域，我们时代的各主要思想传统，事实上，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各主要思想传统，眼下形成了让人十分兴奋的交汇。也正是在这块领域，“人性的本质”，即从启蒙运动传承下来的有关人的整体意象，在我们这个时代遭到一系列趋势的质疑：极权主义政府的兴起，民族志相对主义，人身上非理性的潜力之巨大，以及众生男女明显遭受历史转型影响的速度之迅疾。
我们已经逐渐看到，要想理解众生男女的人生，理解他们何以变成纷繁多样的个体，就必须结合那些让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境在其中组织起来的历史结构。历史变迁承载着丰富的意义，不仅对个体的生活方式有意义，也针对性格本身，即人所面临的种种限制与可能。生气勃勃的民族国家作为塑造历史的单位，各色男女也在其中被筛选、被塑造、被解放、被压迫，一句话，它也是塑造人的单位。正因为如此，各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斗争，也是各类人之间的斗争，从中东、印度、中国到美国，最终都将盛行这样的斗争；正因为如此，文化与政治当下如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对于社会学想象力的如此需要、如许要求。我们如果想要充分地理解“人”，就不能视之为孤零的生物体，将其看作一堆反射或一系列本能的集合，或当其是某个“可理解的领域”或独立自在的系统。无论人还可能是什么，他是一种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行动者；如果能够被理解，就必须在与社会历史结构密切而复杂的相互作用中来理解人。
当然，有关“心理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争论永无宁日。绝大多数争论都属于在形式上尝试将有关“个人”和“群体”的各式观念整合起来。毫无疑问，这些尝试总会以某种方式对某些人有用。幸运的是，我们在此尝试梳理社会科学的格局时，不必考虑它们。无论心理学家们可能怎么界定其研究领域，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还有历史学家在研究人类社会时，都必须就“人性”做出相关预设。而这些预设现在通常落入了“社会心理学”这一交叉学科。
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说，心理学和历史学一样至关重要，乃至于只要心理学家还没有转向相关问题，社会科学家就得做自己的心理学家，所以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兴趣也就愈益增长。经济学家原本一向是社会科学家当中最讲究形式化的，却也开始意识到，旧有的追求享乐、精于计算的“经济人”意象，已经不能再被设定为有关经济制度的充分研究的心理学基础。人类学已经对“人格与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而对于社会学来说，和心理学一样，“社会心理学”已经成为一个颇为活跃的研究领域。
作为对这些学术发展趋势的反应，有些心理学家已经开始从事各式各样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另一些人试图通过各种方式重新界定心理学，杜绝明显属于社会性的因素渗入这块研究领域；更有些人把自己的活动限定在研究人体生理学的范围。不过，我在此并不打算考察心理学内部的学术专业分工；这块领域已经被折腾得十分零碎，更不要说对其加以评判了。
有一种心理学反思的风格，学院派心理学家通常不会公开采用，但其仍然影响着他们，也影响着我们整个的学术生活。在精神分析中，尤其是在弗洛伊德本人的研究中，有关人性本质的问题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探讨。简言之，就在上一代人的时间里，精神分析学家中不那么死板的人，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一些人，已经做出了两大推进：
其一，他们超越了有关单个有机体的生理学，开始研究那些发生令人恐惧的事件的小家庭圈子。不妨说，弗洛伊德从一个出乎意料的视点，即医学的视点出发，开启了对处在双亲小家庭中的个体的分析。当然，人们早就注意到家庭对于人的“影响”，但新鲜的是，在弗洛伊德眼中，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成了个体的内在性格及其生活命运的固有影响因素。
其二，在精神分析的透视之下，尤其是通过应该被称作有关超我的社会学研究，社会要素也被大大拓展了。在美国，精神分析传统中又融入了许多不同的源泉，在乔治·H. 米德的社会行为主义中，结出了早期的硕果。但此后，精神分析研究就陷入了束缚或徘徊。人们现在已经对“人际关系”的小范围场景看得很清楚了，但这些关系本身所处的更广阔的背景，以及个体本身，却还没有被看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尤其是埃里希·弗洛姆，他把经济制度和宗教制度联系起来，并探究它们对于各类个体的意涵。整体上徘徊不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精神分析学者的社会角色受限，从职业角度上说，他的研究、他的视角都维系于个体患者；在他实践活动的专业化条件下，能够让他比较方便地意识到的问题也是有限的。不幸的是，精神分析尚未成为学术研究牢固而有机的组成部分。<a id="noteBack_5" href="#note_5">[5]</a>
精神分析研究的下一步推进，就是将弗洛伊德开始在特选类型的亲属制度中出色完成的工作，充分推广到其他制度领域中去。这里所需要的观念，是将社会结构视作多个制度性秩序的组合，对其中每一个组合我们都必须展开心理学角度的研究，就像弗洛伊德对某些亲属制度所做的研究一样。在精神病学，即对“人际”关系的实际治疗中，我们已经开始质疑一个令人困扰的核心观点，就是将价值与规范根植于个体本身据说的需要当中的倾向。但是，如果说不紧密结合社会现实，就无法理解个体的性质，那么我们就必须在这样的关联中进行分析。这样的分析不仅包括将作为一个人生历程实体的个体定位于多种人际情境中，而且包括将这些情境定位于它们所组成的社会结构当中。
五
说完了精神分析领域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我们现在可以简单谈谈社会科学的心理学关怀了。我在此尽可能简要概括，开列出的那些命题只是我认为最富成果的启发，或者至少是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所认为的合法假设。<a id="noteBack_6" href="#note_6">[6]</a>
要充分理解个体的生活，就必须结合他的人生历程在其间展开的那些制度。原因就在于，这样的人生历程记录了他如何获得、失去、调整某个角色，并以非常切近的方式记录他在不同角色之间的转换。你可以是某类家庭里的孩子，某种孩童群体里的玩伴，一个学生，一名工人，一个工头，一位将军，一位母亲。人的生活大部分就在于在特定制度里扮演上述种种角色。我们要想理解一个个体的人生历程，就必须理解他过去和现在扮演的种种角色的意涵和重要性。而要理解这些角色，我们就必须理解它们所属的那些制度。
但是，把人看成一种社会性生物，这样的视角使我们的探究大大深入，而不仅限于作为一系列社会角色的外在人生历程。这样看问题，要求我们理解人身上最内在、最具“心理性”的特性；具体而言，就是他的自我意象，他的良知，其实就是他的心智的成长。晚近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最激进的发现很可能是，人身上最私密的那些特性有如此之多受到社会性因素的调整安排，甚至直接灌输。在腺体和神经系统的宽泛限制下，要理解恐惧、憎恨、爱恋、愤怒等各式各样的情绪，都必须始终紧密结合人们体验和表达这些情绪时所处的社会生活历程和社会背景。在感觉器官的生理机制的宽泛限制下，我们对于自然世界的知觉本身，我们所分辨的颜色、所察觉的气味、所听到的声音，都受到社会性因素的调整和限制。要理解人的动机激发，甚至是不同类型的人一般会察觉到的这些东西的不同程度，也都要看一个社会里通行的动机词汇，看这些词汇当中的社会性变化与混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