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在集中营的经历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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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是多么嫉妒那些能够到工厂里在一个避风挡雨的车间工作的人呀！每个人都希望摊上这样一个救命的机会。机会的相对性还不止这些。在被派到集中营外边干活的人当中 （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有些人就被认为要比另外一些倒霉。如果某人不必每天12个小时在陡峭的山坡上踏着泥泞的小道去清洗工地上的小火车车厢，那他真是让人羡慕。因为干这种活的人几乎每天都要出事，而一出事多半都是致命的。
还有一次，我们看见一队犯人路过我们的工地。当时我们觉得，苦难的相对性是多么明显呀！我们嫉妒那些管理相对好、相对安全、相对幸福的犯人。我们难过地想，他们肯定能够定期洗上澡。他们肯定有牙膏、衣服刷子和褥子——每人一套——每月还能收到亲人的来信，至少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而我们很久以前就失去这一切了。
在别的工作队，监工们都采用本地的老办法，不停地揍人，这使得我们一直在谈论如何才能避免在这些凶恶的监工手下干活，就算避免不了也祈祷上帝不要让我们在他们手下长期干活。有一次，我就非常倒霉，被分到了这样一个组里。假如不是两个小时以后 （在那两个小时里，监工一直在折腾我），空袭警报响了而且警报过后也没办法再重新集合的话，我想我恐怕就会被运送已死或垂死之人的雪橇拉回去啦。没人能够想象出类似情况下空袭警报带给你的解脱，哪怕是那些因比赛结束铃声响起而得以避免在最后一分钟被击倒的拳击手也会难以理解吧。
清点人数时，我们这些新来的犯人里少了一个。为此，我们不得不在瓢泼大雨和凛冽寒风中死等，直到找到那个失踪的人。原来他因为过于疲倦在一个屋子里睡着了。这样，点名就变成了惩罚游行。我们整晚都站在外面，直到天亮，大家冻得够呛，浑身都湿透了。但我们还是很开心！起码这个集中营里没有烟囱，奥斯维辛又离得那么远。
在这里，我们对最微不足道的仁慈也心存感激。上床之前，如果还有时间，人们就赤裸着站在屋顶挂着冰柱的屋里。但是，如果这会儿工夫没有空袭警报，灯也没有被关掉，我们就感激不尽。因为如果我们捉不完虱子，那么半宿都会被咬得无法入眠。
经过两天三夜的旅行，我们到了达豪集中营后又发生了什么？在车上时，因为地方不够，所以大家不能同时躺在地板上，大多数人不得不一路站着，一些人轮流在浸透人尿的稻草垫子上蹲一会。我们到达后从其他犯人嘴里听到的第一个要闻，是这个相对较小的集中营 （它关押的囚犯有2500人）没有 “炉子”，没有火葬场，没有毒气！那就意味着，假如某人成了 “Moslem”，他不会被直接拖到毒气室，而是得等所谓的 “病号车”安排好以后才能被送到奥斯维辛去。这个意外的好消息让大家情绪高涨。我们在奥斯维辛时那个年长的看守的愿望应验了：我们的确是在最快的时间到了一个没有 “烟囱”的、跟奥斯维辛不一样的集中营。尽管后来几个小时里还是经历了些磨难，但大家还是一边笑着一边打趣。
集中营生活中快乐的匮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消极的幸福——即叔本华所谓 “免于痛苦的自由”——而且即便这样的幸福也只是相对的。真正的积极的快乐，哪怕是极细小的，也非常少。我记得，有一天我曾划拉了一张快乐的清单，发现在过去几周里，我只经历过两次快乐的瞬间。一次发生在下工以后，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后，看守允许我进入厨房，排队走向狱厨F——他站在一排大锅后面，挨个给匆匆走过的犯人伸过来的碗里舀汤。他是唯一一个不看人下菜碟、能做到均等分汤的厨子，他也从不照顾自己的朋友或同胞。其他厨子不是这样，他们给朋友或同胞捞土豆，只给其他犯人从上面舀清汤。
这也意味着一件非常琐屑的事情也能够带给人生极大的快乐。就举我们从奥斯维辛迁往达豪集中营一个附属营地途中发生的一件事为例。当时我们大家都担心会被送到毛特豪斯集中营。当我们到了多瑙河上的一座桥时感到十分紧张，因为据同行的有经验的人说，这座桥就是通往毛特豪斯集中营的必经之路。后来我们的列车没有跨越那座桥，而是直奔达豪集中营，囚犯们为此在车厢里跳起了欢乐的舞蹈，不是亲身经历的话，那个场面简直难以想象。
不过，我不能苛求那些偏向自己人的犯人。在这种生命或迟或早随时可能终结的处境里，谁还能指责那些优待朋友的人呢？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评判别人，除非他扪心自问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不会那么做。
培养幽默感并以一种幽默的态度看待事情，是人在掌握生存艺术时学到的技巧。尽管在集中营中苦难无处不在，但还是有可能运用生存的艺术。打个比方：一个人的苦难就好比毒气。如果向空荡荡的毒气室灌入一定量的毒气，气体将完全而均匀地弥漫开来，不管房间有多大。人的苦难也是这样，它完全占据了你的灵魂和意识，不管苦难是大还是小。因此，人苦难的 “量”完全是相对的。
在我重新过上正常生活很久以后 （就是说我从集中营出来很长时间以后），有人给我看过一份带有插图的周刊，其中有犯人挤在木板床上躺着、直勾勾地盯着来访者的照片。“他们那恐惧呆滞的表情是多么可怕呀！”
有时，其他人会编造有关未来的好笑的梦想，比方说预测人们在将来的一次聚餐中，也许会忘记自己是谁，以至于在分汤的时候会央求女主人 “从锅底给舀一勺”。
“为什么？”我问他，因为我的确不理解。那会儿我再次看到了所有的一切：早上5点钟，外面还是漆黑一团，我躺在土监狱的硬木板上，跟约70名犯人一起接受“照顾”。我们都生病了，不用离开集中营去干活，也不用出操。我们可以整天躺着，打打盹，等着发放每天一份的面包 （当然病号要减量的）和汤 （稀得不能再稀，而且量也减了），但我们是多么满足，多么高兴啊。我们挤在一起取暖，懒洋洋的，连手指头都不愿动一下。突然，我们听到尖锐的哨音和场院传来的喊叫声，上夜班的人回来了，正在集合点名。门 “哐当”一声被撞开了，一阵暴风雪卷了进来。一个浑身是雪、疲惫不堪的狱友踉跄着跌倒在地，坐了几分钟。但是看守将他推了出去。正在点名时是绝对禁止收留陌生人的。我当时觉得，那个兄弟是多么可怜，而我自己有多么幸运，居然生了病，并因此可以躺在病号房里打盹！在那里待上两天，也许还能再多待几天，真是救命的呀！
对一个外人来说，发现在集中营里居然还有类似艺术的东西存在，一定会令他惊咤不已，但当他听到你还能从中找到幽默感时更会目瞪口呆。当然，这种幽默感非常细微，而且只延续数秒。幽默是灵魂保存自我的另一件武器。大家都知道，幽默比人性中的其他任何成分更能够使人漠视困苦，从任何境遇中超脱出来，哪怕只是几秒钟。我就曾经训练过在建筑工地上一起干活的一位朋友培养幽默感。我向他建议，我们两个每天都要保证给对方至少编一个好笑的故事，内容则是关于我们释放以后某天发生的某件事。他是个外科医生，曾经在一家大医院做过助理医生。有一次，为了让他发笑，我给他描述了他在重操旧业后仍然不能摆脱在集中营养成的习惯的事。在建筑工地（尤其在督察官巡视完以后），工头经常喊 “动起来！动起来！”以鼓动我们干得更快些。我就告诉我的朋友：“有一天，你回到手术室，正在做一个大的腹部手术。突然，助理跑了进来，喊着 ‘动起来！动起来！’向大家通报主任医生驾到。”
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这一切都出现在脑海里。经过我这样的解释，那人明白了我为什么不觉得那张照片有多可怕，照片上的人也不见得像他想象得那么倒霉。
当然，一般来说，在集中营里任何追求艺术的行为都是荒诞的。真正让人难以忘怀且与艺术沾点边的，正是节目表演与凄惨的集中营生活背景所形成的幽灵般的反差。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到奥斯维辛后的第二个晚上我是如何从昏睡中醒来的——是音乐唤醒了我。那个年长的看守在他的屋子里庆祝什么，而他那里又离我们的监狱不远。他用醉醺醺的嗓子哼着些陈腐的曲子。突然间，一阵沉寂，一把小提琴向夜空奏出了绝望而悲伤的探戈舞曲，因为演奏得很流畅，所以曲子听上去很美。提琴在哭泣，我身体的一部分也在哭泣，因为那天正好是某人的24岁生日。那个人正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另一个地方，也许近到仅几百米的距离，也许远至几千米之遥，却与我全然隔绝。那个人就是我的妻子。
进病号房的第四天，我刚被指定值夜班，主任医生就跑进来，问我是否愿意到另外一个集中营看护伤寒病人。朋友们都强烈反对我去 （同行中也没有一个愿意去的），但我执意要去。我知道，在工作队干活会死得更快。怎么都是个死，在那里死多少会有些意义。我想，作为医生，为帮助自己的狱友而死，要比作为不中用的劳工消耗掉自己的生命，无疑更有意义。
在集中营里，不光对娱乐节目要给予奖励，对鼓掌也有奖励。比如，我就有可能从集中营里最令人生畏的囚头儿那里得到保护 （这是多么幸运啊，尽管我从来就没陷入过需要保护的境地！），他可是有名的 “恶鬼”。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晚上，我极其荣幸地被再次邀请到那间屋子参加聚会。主任医生的好朋友都到了，卫生队的准尉也在（这是非法的）。“恶鬼”碰巧也来了，大家就请他朗诵一首诗作，因为他喜欢做诗在集中营是出了名的。在这方面他也是有求必应，他很快拿出一个日记本，朗诵了起来。在他朗诵一首情诗时，我为了忍住不发笑把嘴唇都咬疼了，这极有可能救了我的命。也是因为我没有吝于鼓掌，所以即便再把我分到他那个工作队，我也能活下来——我以前在他的工作队干过一天，那一天真够有受的了。总而言之，让 “残忍的囚头儿”对你印象好是大有用处的，所以我拼命给他鼓掌。
对我来说，这仅仅是权衡，不能说是牺牲。但私下里，卫生队的医官曾下令 “照顾”我和另外一个自愿去看护伤寒病号的医生，直到我们离开。我们看起来是那么虚弱，他担心手上会多出两具尸体，而不是多出两个医生。
午饭有半个小时的间隙，在工地上给我们分汤 （由承包人出汤钱，尽管并不需要多少花费）。我们被准许在一间未完工的发动机房集合。进门时，每人分到一勺稀汤。在大家贪婪地吸溜稀汤的时候，一名犯人爬到桶上，唱起了意大利咏叹调。人们喜欢那些歌曲，他也得到了第二勺稀汤的奖励，那可是从 “桶底”直接舀出来的，就是说里面还有豌豆！
前面我提到过，除了关心自己能否活命和亲人的下落以外，其他事情对我们毫无价值。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人是如此关注自己和亲人的生命，以至于精神高度紧张，这种紧张可能会摧毁他所有的价值观念，使他怀疑一切。在一个不再承认人的生命价值、剥夺人的意志并使之成为消灭对象 （当然要先有计划地让他尽其所用）的重压之下，人的自我最终会遭受价值缺失之苦。如果集中营的犯人不竭力抵挡住这种影响以保存自尊，他就会失去人的感情，没有了精神，没有了内在的自由，没有了个人的价值。他会觉得自己不过是人群中的一小部分，其存在被贬损到动物的层次。人群从一个地方被驱赶到另一个地方，一会儿合成一群，一会儿又被驱散开来，就像一群绵羊，全然没有自己的思想或意志。一小队危险的看守者从四面监视着他们，折磨和虐待他们。这一小撮人不停地驱赶着羊群，边喊叫边踢打。而我们，这群羊，只想着两件事情——如何躲开恶狗或找到一小块吃的。
前面我曾经提到过艺术。在集中营，有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呢？这的确要看你所说的艺术指的是什么。那里经常举办拼凑的卡巴莱表演，先是临时腾出一间棚屋，摆上几张长条木凳子，再写一份节目单。到了晚上，那些在集中营里地位较高的人——囚头儿和不必离开营地长途跋涉的工人——就会聚集在那里。他们图的是能有机会笑一笑，或者哭一哭，总之是为了忘却悲伤与苦痛。大家唱歌、做诗、开玩笑，间或隐晦地讽刺一下集中营。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我们忘却，当然这也的确管用。聚会的吸引力不小，有的普通犯人不顾疲惫与饥饿来看卡巴莱表演，甚至误了领取当天的份饭。
如同绵羊胆怯地缩到羊群当中一样，我们每个人也都尽量挤到队列中间去。这样做可以少挨看守揍，他们就在队伍的前后左右看着我们。中间的位置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易被寒风吹到。因此，为了保全自己就不得不融入人群。大家在站队时会不自觉地这么干，但有时也是刻意这样做，这是遵守集中营里自我保全的一条最要紧的法则，即不要太显眼。我们每时每刻都试图避开党卫军的视线。
还有一次，我们在挖壕沟。地灰蒙蒙的，天也灰蒙蒙的。黎明的微光中，雪灰蒙蒙的，囚犯穿的破衣烂衫也灰蒙蒙的，我们的脸更是灰蒙蒙的。这时，我再次与妻子默默交谈，这或许也是我在为自己遭受的苦难，为即将慢慢死去的事实找些理由。我在与绝望的生存作垂死挣扎，我意识到我的精神已穿透围绕我的沮丧情绪，超越了绝望的、无意义的世界。我隐隐约约听见某处一声胜利般的“是的”回答了我生存的最终问题。那一刻，在巴伐利亚凄惨灰暗的黎明中，一座农家小屋里的灯被点亮了，这座小屋伫立在地平线上，就好像是画在那儿一样。灯光在黑暗中闪烁，我长久地伫立在结冰的地面上。看守走了过来，侮辱我，而我继续与爱人的交谈。我强烈感觉到她的存在，她陪伴在我身旁，我甚至有伸手触摸她或抓住她的冲动，她就在身边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就在那一刻，一只鸟飞下来，刚好落在我面前，在我挖壕沟的土堆上直直地盯着我。
当然，有时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躲开人群。大家都知道，在强制性的集体生活中，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这就让你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逃离人群的冲动，哪怕只是一小会儿。犯人渴望能一个人呆着，他需要隐私和独处。我被送到所谓的 “休息营”后，居然有幸找到一个独处的机会，每次大约是5分钟。在我干活的土监狱 （里面塞了50名发高烧的病人）背后围绕着集中营的双层铁丝网，边上有一块安静的角落。那里用木棍和树枝临时搭了一个帐篷，安放着六七具尸体 （都是当天死亡的犯人）。还有一个通往水管的井，在用不着我的时候，我就蹲在这口井的木盖子上。我就那么坐着，透过乱七八糟的铁丝网，望着外面长满野花的山坡和远处巴伐利亚地区蓝色的山岗。我梦想着，思绪忽而飘向北边，忽而飘向东北边，飘向我家乡的方向，可我看到的只有白云。
在集中营中，一个人也能转移旁边干活者的注意力，使其注意力被引向落日照耀的巴伐利亚森林 （其情景就像丢勒的一幅著名水彩画）。在这片树林中，我们已经建好一个巨大的、秘密的兵工厂。一天晚上，我们端着汤碗，精疲力竭地躺在棚屋的地板上休息，一名狱友冲进来让我们跑到集合地看日落。站在外面，我们欣赏着晚霞，看着不断变换形状和色彩的云朵笼罩着整个天空，云彩一会儿铁红色，一会儿艳红色，与我们荒凉的棚屋形成鲜明对比，泥潭也映照出灿烂的天空。几分钟的寂静后，一名囚犯对另一名感叹道：“世界多美呀！”
身边的尸体上爬满了虱子，可我并不在意。只有看守路过时的脚步才会搅乱我的白日梦，再就是让我去看护哪个病人或者去取本监狱药品的招呼。发给每个监狱的药品只有5片或10片阿司匹林，50名病人要用好几天。我取了药，在病房巡查一遍，摸摸病号的脉搏，给重病号吃上半片阿司匹林。病情极重的病号不给药，因为吃药也不管用了，这么点药还是留给那些还有希望好转的病人好了。对病情轻点的，也不给吃药，只能鼓励他几句。这样，我一个一个病人看过来，尽管自己也因为刚得了一次重伤寒而感到虚弱和疲倦。然后，我回到木头井盖那块清净的地方继续休息。
囚犯的内心生活可能很极端，他们能体验以前从未体验过的艺术美和自然美。在艺术美和自然美的影响下，他们甚至忘记自己当下所处的环境。在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到巴伐利亚集中营的路上，如果有人看见我们透过囚车铁窗远眺扎耳茨伯格山脉的山峰在落日中闪闪发光时的一张张面孔，他们决不会相信这是放弃了生活的希望和自由的人的面孔，尽管这也可能是由于我们渴望借由许久没见的大自然的美而转移目前的痛苦。
就是这个井，还救过三个犯人的命呢。解放前不久，集中营组织车队把犯人转送到达豪集中营，而这三个犯人很聪明，想躲起来不去那里，于是就爬到井下，藏了起来。我若无其事地坐在盖子上，假装朝铁丝网扔石子玩。看守看见我以后，略一迟疑，走过去了。后来我告诉那三个兄弟，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回忆往事所产生的内心波澜有助于囚徒填补精神空虚、孤独和思想贫乏。思绪会插上想象的翅膀，回到过去发生的事情，尽管常常是回到一些不重要的琐事。恋恋不舍的回忆使他们无比幸福，他们假装自己是一个陌生人，生活在遥远的世界，渴望能够乘公共汽车旅游、打开自己公寓的大门、回电话甚至仅仅是打开灯。我的思绪常常集中在这些琐事上，回忆让人泪如雨下。
外人很难想象在集中营里人命是多么不值钱。犯人们虽然受尽折磨，但在看到重病号的遭遇以后就更加清楚地意识到集中营对生命的彻底摈弃。瘦骨嶙峋的病号被扔到一架两轮车上，由犯人拉着送到另一个集中营，这样的事还常常发生在暴风雪天。如果哪个病号在车子出发之前死了，也要一起拉走。名单上的号码一定要对得上！一个犯人的意义就在于他有号码，因此囚号才是最要紧的。犯人成了名副其实的号码，不管你是活着还是死了，死活倒不重要。一个 “号码”的死活无关紧要，号码所代表的犯人的生命更无所谓。你的命运、经历、名字全都失去了意义。运送病号时，我作为医生需要陪同。有个年轻的犯人，因为他的兄弟不在名单上，所以他就得留下来。经他苦苦哀求，号长决定来个调换：他顶替了另外一个愿意留下来的人。但是名单不能对不上！他的兄弟只得跟被顶替的人换了号码。
我不知道妻子是否还活着，当然，也不可能弄清楚（集中营里无法通信）。但在这一刻，一切都不重要，对于我来说也没必要知道。没有什么能阻挡我的爱、我的思想以及对于爱人形象的回忆。即使我知道妻子已死去，也不会影响我对她的殷切思念，我与她的精神对话同样生动，也同样令人满足。“心就像被上了封条，一切如昨”。
正如刚才所说，我们没有任何证件，每个人如果还有口气，那就算幸运了。对别人身上的一切，比如裹着的布片，都只在被派去运送病号的时候才能引起我一点兴趣。我们需要对将被送走的病号进行不厌其烦的检查，看他的衣服或者鞋子是否比自己的要好一点。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命运就是那样了，但那些留下来的人、还能干点活的人，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改善自己的条件，尽可能地活下去，人们也并不因此而感伤。犯人们觉得自己的生死取决于看守的情绪，这使得他们更不像人。
我的意识还停留在对妻子的思念上，一个想法突然闪现在我脑海中：不知妻子是否还活着。于是，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如今我对这件事理解得更加深刻，那就是爱一个人可以远远超过爱她的肉体本身。爱在精神和内心方面具有深刻的含义，无论伴侣是否在场，是否健在，爱以什么方式终止是很重要的。
在奥斯维辛，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事实证明它很管用，后来还被绝大多数狱友采用。这条规矩就是要如实回答所有问题，但是对没有明确问及的一切都保持沉默。如果问我的年龄，我会告诉他们。问我的职业，我也会如实回答 “医生”，但不作解释。到奥斯维辛的第一天早上，一名党卫军军官来到操场。当时我们已经被分到各个犯人小队里了：年过40的、不到40的、钢铁工人、机械师等等。经过一一核对，犯人组成了新的小队。我所在的小队被赶到另一个监狱，在那里排好队，再次核对后，问了我的年龄和职业，又把我派到另一个监狱，分到另一个小队。这样折腾了几次，我就很不高兴，因为小队里都是陌生人，说话都听不懂。最后又一次进行甄别，我重新回到第一个小队！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我已经被赶来赶去好几个来回了。但是我知道，在这几分钟里，我的命运被改变了多少回。
“你们这群猪，就不能快点吗？”很快我们各就各位进入前一天挖壕沟的工地。冰冻的土地在镐尖下裂开，四处开花。人们默默无语，大脑一片空白。
运送病号到 “休息营”的车队准备完毕后，我的名字 （就是我的号码）被写进一个名单，因为需要几个医生。但没有人肯定我们到底是不是去休息营，而几周之前也是这个车队，大家谁也没有想到它最后去了焚尸炉。看守表示，谁要是自愿值夜班就可以从运输队名单里划掉，82名犯人马上报了名。25分钟后，运输任务取消了，但82名犯人还在值夜班的名单上。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那意味着在以后的几个礼拜中死亡。
“停！”随着一声令下，我们到了工地。人们冲进黑洞洞的棚屋，希望拿到像样的工具。每人可以拿到一把铁锹或一只镐头。
后来又安排运送，大家还是不知道这回是不是又是个骗局，就像上次那样，骗病号犯人最后卖卖死力气。哪怕让他们再干两个礼拜也是好的，最后还是会送他们到焚尸炉。主任医生比较赏识我，有天晚上9点45时偷偷告诉我：“我在勤务室跟他们说了，你可以把自己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10点以前还来得及。”
我前面的人摔倒在地，紧随其后的人压在他的身上。看守冲过来，挨个儿抽打他们，我的思绪就此中断了片刻。不久，我又从监狱的现实回到梦想的世界，继续与爱人的对话，我们互相应答。
我告诉他，我不能这么做，我已经学会顺其自然了。“跟朋友们在一起也很好”，我说。他的眼睛里现出惋惜的神色，好像他知道……他默默地跟我握了握手，似乎在跟我永别。我慢慢地回到监狱，那里有个好朋友正在等我。
忽然间，我一生中第一次领悟到一个真理，它曾被诗人赞颂，被思想家视为绝顶智慧。这就是：爱是人类终身追求的最高目标。我理解了诗歌、思想和信仰所传达的伟大秘密的真正含义：拯救人类要通过爱与被爱。我知道世界上一无所有的人只要有片刻的时间思念爱人，那么他就可以领悟幸福的真谛。在荒凉的环境中，人们不能畅所欲言，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忍受痛苦，以一种令人尊敬的方式去忍受，在这种处境中的人们也可以通过回忆爱人的形象获得满足。我生平第一次理解这句话 “天使存在于无比美丽的永恒思念中”。
“你真的要跟他们一起去？”他伤心地问。
这句话勾起了我对妻子的怀念。人们跌跌撞撞地走了几英里，在雪地里滑倒，再爬起，互相搀扶着行进。尽管默默无语，但我们都在心里思念着自己的妻子。有时，我偶尔望向天空，星星慢慢消失，清晨的霞光在一片黑云后散开。我的思想仍停留在妻子的身影上，思绪万千。我听见她回应我的话，看见她向我微笑和她坦诚鼓励的表情。不论真实与否，我都坚信她的外貌比冉冉升起的太阳还要明亮。
“是的，我要去。”
我们沿着由集中营向外延伸的路，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途经大石头，蹚进泥坑，艰难前行。押送的看守还不停地朝我们咆哮，用枪托驱赶我们。双脚疼痛的人扶着其他人的肩膀前进。队列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刺骨的寒风吹去了人们讲话的兴趣。而就在这时，走在我旁边并用领子挡住嘴巴的人突然说：“如果我们的妻子看见我们这个鬼模样怎么办？我希望她们在集中营过得比我们好些，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经历的这些事情。”
他眼睛里涌出泪水，我想法安慰他，然后跟他说了我的遗嘱：“听着，奥托，如果我不能回家看我妻子，如果你还能再见到她，请告诉她三件事。第一，我每时每刻都在思念她，请你一定记得转达；第二，我爱她胜过爱任何人；第三，我跟她结婚后那短暂的时光胜过一切，也超越我们在这里遭受的所有痛苦。”
当时，有人高声命令：“各队，齐步走！左1234，左1234，左1234，排首注意，左右左右！脱帽！”直到今天这些命令仿佛仍在耳畔回响。我们经过集中营大门时被探照灯照着执行 “脱帽”的命令。任何没有打起精神正步走的人都会被踢上一脚。有人因为天气冷，没有得到允许就带上了帽子，则会遭到更严厉的毒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