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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感受到这次是非同寻常的一次灾难，但是这个灾难并没有让大家放弃。比如，我经常安抚大家的情绪，安抚人心，而且就目前的情况来讲，全国的心理学人，特别是心理咨询圈，都在全力以赴地做这样的事情。
有一句话叫让现实流进自己的心。现实可能很不愉快、很不舒服，但它的的确确在周围发生，不舒服的现实流经我们的脑袋、身体，包括情绪激动。我最近被大量占用时间的事情是心理援助。大年初三，我们在平台里推出了90位咨询师，并提出了100万元预算。其中30万元直接捐给灾区用作研究，70万元用作我们的支出，我觉得咨询师如果长期免费做这件事情不合适，所以这70万元也有给咨询师支付费用的一部分，虽然只是少量的钱。我们咨询师有充足的准备，热情也蛮高的。
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动机是想助人，有人可能在这种状态中崩溃了，所以需要有人帮助，而且是专业的帮助。第二个动机是想缓解我自己在疫情期间没有做什么事情的内疚感。再有就是刚才说的，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潜意识层面不能觉察的兴奋，这个兴奋可能会表现为“我预测你在疫情期间肯定会有心理创伤，所以我长期帮助你，不是你需要我帮助，而是我需要干点活儿来帮助你”，这可能会加重对方的创伤。
让自己的注意力不要过度关注在灾难上面。灾难当然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我们会抑郁，会为去世的人感到哀伤。但是仔细体会一下，从人之常情、对生命的诠释来说，这些灾难可能也会让我们兴奋。几百年一遇，或者因为一些别的什么也不好说得太透的心理作用，让我们在面对交流的时候会兴奋。有些人的兴奋就是通过过度关注一些灾难信息表现出来的，或者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做得太多，这都有可能产生一个后遗症，在灾难过去之后，这些兴奋会转变成抑郁。我知道自己有可能进入这种圈套，所以，我不太让自己过多地关注灾难或者过多地做一些事情，比如发朋友圈之类的。
在“9·11”事件之后，那些被心理医生帮助的人的创伤愈合速度要慢于一些自然克服的人。所以，对于帮助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稍微节制一下，先遵守一个原则：不求助，不帮忙。你如果找到我，我该干吗干吗；你如果没有找到我，我劝你来找我，说“你如果要找我们专业人员面对一下自己的一些创伤，你就会怎么着”，我不做这种暗示。
第三个办法就是分散注意力。有一个心理学家说过一句话，“所谓的心理学问题都是注意力的问题”，除了注意力，没有其他的东西。我在这段时间里分散注意力的办法就是做家务，想一日三餐都有什么好吃的，还在校对一本翻译书，然后是看电影。我把一部灾难片又看了一遍，还有《卡萨布兰卡》《我们的父辈》等，我又进入另外一种伤感里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分散我的注意力的点，就是家里有一个6岁的小男孩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非常活泼，我看到他之后真的觉得他的存在是一剂抗病毒的良药。
我还是非常相信自然的痊愈力量的。面对这么大的疫情，有一些病理性的反应本身是正常的。等过了这段时间，那些反应就会消失，这个事情对我们的生活、工作不会有太多的影响。但是，如果在这中间咨询师做得太多的话，就可能会影响老天在中间干的事情，影响大自然让我们康复的力量。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确定性的东西，比如大地是稳的，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废话，但对经历过地震的人来说，他们原来认为大地是比较可靠的，地震后会陷入非常深的恐惧中。而我们这次不确定的就是空气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我碰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病毒携带者。我们遵守政府的号召，在家里待着不出门，家里的水、电是充足的，不会出现断水、停电。我还提前准备了很多食物，吃一个月问题不是太大，这中间也得到亲友的帮助，送了一些东西过来，让我能够更加安心地在家里待着。这都是非常确定的东西，我们找到确定的东西越多，内心就越安稳。
我们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很多年。我们经历过很多灾难，肯定不仅仅是病毒，还有海啸、地震、战争什么的，我相信人类的每个个体的基因层面或者集体权益层面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对抗灾难所导致的心理创伤，并且永远在那里。
第二个办法是寻找一些确定性，在这样的一个危急关头，不确定性是最让人不舒服的。为什么大家刚开始得知封闭消息的时候那么愤怒，就是因为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实际上这为以后面对这样的灾难也提供了一个经验，就是我们不需要封闭消息，不管这个消息多么糟糕，让大家知道总比让大家猜要好得多。
很多基层医师去地震灾区也见过很多血腥的场面，还需要共情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他们非常崩溃。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我没去汶川，但有一些咨询师从那儿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实在受不了了，在电话里面大哭，这对我也会有一点小小的创伤的印记。但总的来说，我没有听说这样的替代性创伤导致了非常糟糕的结果，后来那些人都离开那个环境，过一段正常的日子之后就康复了。
第一个解决情绪问题的方法就是增加我们的思考。弗洛伊德说过，我们有两个脑袋，一个脑袋是情绪的脑袋，还有一个脑袋就是智慧的脑袋。在有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加强一下智慧的脑袋。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创伤过于巨大，比如一个本来健康的人可能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中，这样的人，我相信在疫情过后他会自己去看心理医生的。即使是没有这次疫情，有的人也应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解决他的一些症状，尤其是帮助他解决一些人格层面压抑的问题。
他们不需要我给他们出主意。我只能分享，而不是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办法，给大家出主意。
有的人一辈子带着症状生活，也没什么太大的麻烦，该干吗干吗。我最在意的是一个人建立有滋养的亲密关系的能力，赚钱的能力，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的能力，满足自己自恋的需要的能力。这些人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没有什么症状，不具有马上去寻求心理咨询师帮助的迫切性，但是在疫情的刺激之下，他们人格层面的那些东西被激活，他们就开始意识到这个疫情可能对自己是个提醒，需要在疫情结束之后找一个人关注一下自己的内心世界。
第三就是内疚感，很深的内疚感。其他的几种情绪都没有问题，像抑郁、恐惧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我让它们待在某个地方，不管它们，它们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该干吗干吗。对于内疚感，我处理的方式之一就是做一点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有创造力的、让自己过心理难关的方法，比我想出来的可能还好。
有几位医生去世这个事情可能也激活了很多人的死亡焦虑，看见其他人去世，自己虽然相对安全，但是焦虑还是持续存在的。
预想一下强迫洗手的问题可能会在很少的一部分人身上发生，有些人可能会持续抑郁，尤其是家里有亲人去世，或者他自己得了肺炎，经过那种生死关的人，恐惧可能也会弥散一段时间。
有些人的死亡焦虑是通过“找死”来缓解的。这里“找死”两个字没有骂人的味道，就是主动去求死亡，这样就可以让他觉得死亡是比较可控的。有的人会体现为越恐行为。越是恐怖的事情越要去做，实际上是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觉得自己不是胆小鬼。不是我怕病毒，而是病毒怕我。所以，我不要任何防护，去人群非常密集的公共场所也没什么关系，这个自恋已经构成变异性了。
第二是恐惧。因为病毒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人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可能会被感染。我平常就有一点点强迫洗手，我每天洗手的次数肯定高于平均值，所以有了这个事情之后，我洗手的次数明显增多了，我的手都洗得有点粗糙。但是我相信这个事情过了之后，我洗手这个问题可能会好一点。
我看到的另外一段用武汉话录的视频：一个女生看见一个中年男人拿着渔具要出门，那个女生就说：“爸爸，你干吗去？”这个男的就用武汉话说：“我钓鱼去，在家里太闷了。”他女儿就很生气：“这种情况你还出去钓鱼，太危险了！”这个男的就说：“我就想去。”他把门推开就走了。过了两秒钟，这个男的又折回来了，他女儿就问：“你怎么回来了？”这个男的说：“刚才出去旅游了一下，舒服多了。”这个视频我觉得蛮健康，也是我在这次疫情中看到的最搞笑的段子。
因为我是学医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的很多同学和认识的同事都在一线工作，我却在家里这么舒服地待着，其实是有强烈的内疚感的，觉得没有在一线跟他们一样去为别人做一些事情。
现在政府采取了非常强有力的措施，疫情在慢慢地受到控制，整个形势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我相信疫情会过去，希望它尽快过去。
第一是有情绪波动，会有一些抑郁。面对这么大的灾难性事件，会抑郁可能跟我的特质也有关系，我本身就是有那么一点点抑郁的。我的一些同学在一线工作，有的是呼吸科的医生，有的是以前在武汉市精神病院的老同事，他们感染了这个病。但是好在他们都康复了，重新回到一线。
曾奇峰于2月17日所感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的确是一件历史上非常非常重大的事件，也是我个人遇到的最大的社会事件。很多人去世了，还有很多人从春节一直到现在都在一线工作。我们都知道这个工作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我个人从1月23日到现在，25天没有出过门了，有各种各样的情绪波动，但不是太大。
